“那我就請班主任劉老師來拿吧。”黃某依舊不動聲色。
老師有些緊張了，沒想到借助班主任的威力也產生不了效果。於是，田老師說：“好吧，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你爸爸，請他來拿這本書。”黃某默不作聲。
老師心想：“倘若真的給家長打電話，他依舊不把書給我，我該如何收場？我的威信靠什麼來支撐？更何況，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爸爸的電話。”不過，他還是本能的邊想邊慢慢從包裏摸出手機，而就在快要按鍵的一瞬間，黃某迅速從抽屜裏扔出一本書來。
“對不起，剛才你看的不是這本書。”老師說，隨後就開始假裝撥打電話，一個鍵一個鍵地按著號碼，但腦子裏卻是一片忙亂：“他會把書拿給我嗎？”
也許是他看老師動真格的了，就流著淚很不情願地拿出了剛才看的那本美國暢銷書《奧茲國的巫師》。這時，老師才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
案例二：
班主任孫老師發現自習課上有四個學生耳朵塞著耳機。學校規定不許將隨身聽帶進教室，班級也重申，隻要發現在班級裏聽隨身聽的，一律沒收直到假期歸還。他沒有吱聲。終於其中的三位學生看到他站在窗外，但隻做了個小動作掩飾，仍然陶醉其中。孫老師暗想真是太大膽了，不處理怎麼行？
於是走進教室，說：“請四位同學將隨身聽交給我。”
沒人動，大家都在張望，陸和趙相互看了一眼，但沒交出來。
“不用我點名是哪四位吧？兩位男生兩位女生。”
終於，陸和趙慢吞吞地交上一個隨身聽和一個收音機。
另外兩位女生還是沒有動靜，孫老師壓住心中的氣，仍然平靜地說：“請小蔣和小玲將隨身聽交上來。”
教室靜得連空氣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都在注視著她們。她們沒有動，但顯得有些不安，紅著臉埋下了頭。
“行，不交可以。明天如果我在班裏，你們就不用在了。”
孫老師的語氣出乎意料的平和，但這種嚴厲的語氣自他當班主任以來還沒有過。於是孫老師不顧教室裏的騷動，拿著男生上交的“戰利品”回到辦公室。
第二天清晨走進教室，小蔣和小玲看到孫老師就低下了頭。
孫老師問：“平時你們表現不錯，昨天晚上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呢？你們說怎麼處理這件事？”
兩人都一聲不吭。
“兩位男生都很自覺地交上來了，你們怎麼就是不肯交呢？”
“收音機是別人的。”
原來如此。
其實孫老師覺得能夠理解她們，學習累了聽聽音樂放鬆點，調節一下情緒，但是晚自習不應該聽，會影響自己也影響他人，況且這作為紀律強調過很多次。……於是問她們“是不是覺得我們就是不交，看你孫老師能拿我們怎麼著”時，她們搖搖頭說沒有這想法。
後來孫老師提了兩條處理建議：
一是現在交出收音機；
二是與家長聯係，家長同意自習課聽收音機，那麼就讓家長領回去在家聽；家長不同意，那還是得交出收音機。
中午兩個收音機放在他的辦公桌上。
孫老師後來說：這件事看起來處理得似乎還比較成功，但我沒能在處理問題之前仔細思考，留下了很大的缺憾——我竟然威脅學生。
這兩個案例值得我們深思。
同樣是在課上沒收學生東西，我們把“一本書的較量”和“四台收音機的較量”比較一下，可能有所啟發。
可以看得很明顯，就整體素質和專業能力來說，孫老師比田老師高一籌。
田老師處理學生看課外書事件時，差不多是完全的以教師為中心，幾乎毫不考慮學生的感覺；而孫老師則說“其實我能夠理解她們，學習累了聽聽音樂放鬆點，調節一下情緒”。孫老師能換位思考，作為教師，這是很重要的思維品質。不換位思考，“理解”就是空談。
田老師在和學生發生衝突的時候，隻是一股勁往前衝，看不出有靈活機動的“敵進我退”意識，這是很冒險的。萬一碰到硬釘子，如何下台？難怪田老師自己也捏一把汗。孫老師就不然，四台收音機交了兩台，另外兩台死活不交，這是很尷尬的局麵。孫老師看情況不對，說一句“行，不交可以。明天如果我在班級，你們就不用在了”。這是明智的撤退。
田老師遇到學生不聽指揮的時候，幾乎毫不猶豫地就搬援兵（家長和班主任），這是缺乏自信的表現。而孫老師雖然也動用了家長這張“王牌”，卻相對比較謹慎。
更可貴的是，孫老師有研究意識。他有兩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兩位男生都很自覺地交上來了，你們怎麼就是不肯交呢？”“是不是覺得我們就是不交，看你孫老師能拿我們怎麼著？”這兩個問題一提出，立刻就把問題深化了。說明孫老師不是主觀主義者，在他腦子裏，事情有多種可能，而不是隻有一種可能（成心跟我過不去）。這屬於發散思維，不是線性思維。在思維方式上，田老師稍遜。
最可貴的是，孫老師能反思自我。孫老師這件事的處理，應該說也算成功，但是孫老師自己卻對自己很不滿，甚至說自己“威脅”了學生，反觀田老師，事情處理的不算成功，隻是用外力把學生壓住了，卻自認為是勝利，反思精神也略遜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