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徑之一從傳播的角度來考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關係，北京大學劉勇強先生有過這樣的總結：“中國古代小說在域外的傳播還被賦予了很強的實用化目的，在日、朝等國，篇幅適中的白話小說較容易被選作漢語教材加以翻譯。除了上麵提到的朝鮮的《樸通事諺解》外，很多日本人也是通過小說學習漢語的，特別是通過白話小說如《水滸傳》、《今古奇觀》等學習漢語會話的。在西方，同樣也有以古代小說作為學習漢語教科書的情況，如《好逑傳》、《玉嬌梨》都曾發揮過這樣的作用。越南屬於另一種情況，在拉丁化國語采用的初期，可讀物奇缺，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中國古代小說被翻譯出版，以填補一時之缺。至於將《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小說用作企業管理的教科書之類，是近幾十年的事，客觀上也促進了某些中國古代小說的傳播。”
這段話應當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小說、戲曲的文本成為漢語教材，表象上是漢籍從一地到另一地的位移，這是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靜態傳播。但這隻是一種基礎層次的傳播。而另一層含義我們不可忽視，作為漢語教科書的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通過教學環節能產生出一係列動態連鎖效應。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品以漢語教材為物質媒介，以教學過程為傳播方式，在初級漢語學習到高級漢語學習逐步深入的過程中，漢語教學不僅為學語者提供了語言的基礎、文字的基礎和理解的基礎，並且使這個教學的過程成為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在域外傳播的“前階段”，或說是“潛階段”。如在日本，認漢文、懂唐話的學習者因喜愛中國的口語小說，模仿之下寫出了日本的漢文小說，將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中的結構、經驗、意趣帶入到自已的創作中。這些域外漢文小說與日本元祿開始到江戶時代後期大量被翻刻的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一樣，均以漢文為主體，旁加訓譯，這類域外漢文小說在旁加訓點、出版刊行後，又成為新一輪的漢語教科書。朱眉叔先生就曾撰文指出過，長期被誤認作是中國人所寫的《海外奇談》（又稱《忠臣庫》）一書，是模仿《水滸傳》的長篇章回體小說，並成為了“日本學習通俗漢語熱潮小說界新變化的形勢下，應運而生的高級通俗漢語教材和新型小說”。因為這些漢文小說都帶有訓點，使得它們的身份不再是“單純讓學者欣賞中國的小說創作，實際是另一種形式的漢語教材。其目的是讓學漢語者，直接接觸漢文原著，學習通俗漢文。”在朝鮮也有這樣的漢文小說作品出現。由此見出，漢語教科書傳播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形成了自我發展的機製，從而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域外傳播帶入更高層次。
當然，小說、戲曲通過漢語教科書的傳播存在的誤讀問題也應引起注意，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在傳播過程中除了故事框架外，從主旨到風格都產生改變。這種問題的產生往往是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理解上的不同，或者是由於過於關注語言功能而在借用小說、戲曲故事時忽略了它本身的中國文化背景，如前述的《踐約傳》就是一例。
三、域外漢語教科書具有文獻價值、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域外漢語教科書保存了一些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及其他方麵的史料，它的文獻價值已為部分學者所注意。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如《老乞大》、《樸通事》中保存了有關元曲語言學方麵的資料，包括詞彙、音韻、表演形式等。《樸通事》保存了小說《西遊記》的資料也是為學術界所共知。特別是在查檢古代東亞漢語教科書內涉及到的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來源時，教科書為我們畫出了一條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在域外流傳的線路圖，並為那些曾經存在過，而今已經散佚的作品提供尋找的線索。而漢語教科書本身也是域外漢語教學史研究的文獻，它不僅在自身的內容裏提到曾經被當做漢語教材在域外使用的書籍，也描述了對外漢語教學的過程，總結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如《養兒子》中：“一個好兒子來，又要請兩個好朋友天天遭練，彼此講講唐話，或者做詩做文章，講論書義。這樣的時候不怕他不成器。”《小孩兒》中講學習唐話要臉皮厚。“我替你們說講一個唐話，先不先，要個臉皮，臉皮不厚的時節，就打不來。”這都是古代域外漢語教學的實例。
漢語教科書同樣具有文學的價值，雖然有時候這種文學性太不起眼。如會話型教材，它們在編寫中多學習中國傳統的文學敘事方式，講求有始有終，首尾相接，以時間為序，一以貫之。《老乞大》采用的就這種線型結構的敘述方式，為漢語學習入門者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經商故事，唐話教材《養兒子》、《鬧裏鬧》也是這樣的代表。明治31年（1898）12月，金國璞、平岩道知合著，積嵐樓書屋發行了《北京官話談論新篇》，其正文100章，從談論開始，用對話形式推進內容的發展變化。明治34-35年（1901-1902），文求堂發行了金國璞所著《北京官話士商叢談便覽》，全書內容也是由兩個人簡短對話的形式構成。《語言自邇集》第5章“談論篇”，從內容上也看得出是一長者與少年互相對話，構成首尾完整的一篇。在西人所編寫的漢語教本中，遭遇誤讀的《踐約傳》更是明顯一例，西廂故事構架雖沒有大的改動，但是從故事的意趣到人物形象都已徹底改變，有了獨立的文學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