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漢語教材的域外漢文小說，其文學價值自不待言。這種被稱之為“翻版”的小說作品，既是漢語學習高級階段的讀物，也是漢語教科書高層次傳播小說的產物。它們以模仿與借用的方式，超越時間界限地學習、吸收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某些情節或部分的精華，通過作者帶有個性的、創意性的描寫、撰述而成。特別是日本、朝鮮的漢學教師，在多年的教學生活中不忘筆耕，他們長期閱讀漢文作品，並以漢字創作，必然受到中國古典作品的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他們的作品當中，進而又作為其學生、門人的讀物。如南城藍澤（1792-1860），寬政至萬延年間人），是一位鑽研訓詁考證的學者，他曾在江戶遊學10年，28歲時離開，後開設私塾三餘堂，41年間入門者總數707人。他所著《啜茗談柄》就是深受《聊齋誌異》影響的作品。依田百川（1833-？）曾為藩學都講，他好讀小說，尤好觀劇，曾著《談海》。菊池三溪（1819-1891）善詩文，最長稗官野史，寫下《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足立菰川訓點了《譯準綺語》。這些作品都曾訓點出版，都具有教材與文學作品雙重身份。
漢語教科書展示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中國風俗畫卷，在教授漢語的同時漢語教材還完成了文化傳播的使命。如東亞地區，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作者大多都是統治階層的一員，他們深具修養，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中融入了自己的哲學觀、美學觀、文學觀。而這部分文言小說被日韓高級知識階層學習時，中國文人的精神境界便展現在他們麵前。而口語會話教材中涉及到的很多中國諺語，是中國人民精神的濃縮與凝聚，不論是對東方還是西方的漢語學習者，這都是一個深入中國文化生活的切入點。會用成語和諺語成為一個人對於漢語掌握程度高下的表現，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一兩句恰如其分的諺語，不但增加了語言的表現力，更顯得學語者對漢語的精通。而很多這樣的語言鮮活生動地存在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中。
漢語教科書選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為教學內容，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地位。在中國傳統文人觀念中，小說、戲曲難與詩文比肩，這種狀況同樣存在於古代東亞各國，如江戶時代儒者的此種觀念就較深。從當時的學問正宗儒學來看，口語小說是卑俗的，唐話的學習有時隻是他們走向儒學而不得不經之階梯。徂徠在他的著作《譯筌》的題言中寫道：予曾為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為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言，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和訓回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為句，後使讀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使得為中華人，而後稍稍讀經子史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這裏鮮明地表達了學唐話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儒學的觀點。部分儒者參與到通俗小說的翻譯甚至是創作中也不過是一已之興趣。盡管事實如此，以中國古代小說作為教材還是在無形之中提高了小說的地位，有了這些儒學者的親自參與，無形之中就起到了推動了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社會中的傳播，而以小說作為教科書更是承認了小說的社會價值。
西人所編寫的漢語教科書同樣具有重大價值，值得我們關注。就以英國為例，19世紀下半葉前來中國的英國傳教士和知名者近百人，來華的外交官中身兼學者的有40餘人。就在這批傳教士和外交官中湧現了一批漢學家，其中理雅各、德庇時和翟理思被稱為英國漢學的三大星座，理雅各又和法國的顧賽芬、德國的衛禮賢並稱漢籍歐譯三大師。他們不僅翻譯過《四書》、《春秋》、《孝經》、《詩經》、《禮記》等等儒學經典著作，也譯過像《好逑傳》、《漢宮秋》一類的小說和戲曲作品。同時，他們當中還有不少人都親身參與了漢語教科書的編寫。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不但愉悅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在這種愉悅中承擔起了傳承知識學問的責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地位的進步。而在漢語教科書和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之間還有許多的課題正期待著人們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