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屏用自己的親身經曆還經常告訴後輩人：“世間一般人消災求福，往往祈於神靈，這是不可取的。其實能夠降福保佑自己的，莫過於自己的祖先。因此，我每年設祭，特別重視生我養我的祖先，而對其他的祭祀，則不很重視。我們曾家，後世即使貧窮了，但禮教不可毀壞；子孫雖然愚笨，但家祭不可從簡。”這些對後來的曾國藩有很大影響。
曾玉屏早年失學，成年後深以沒有文化為恥。因此既令子孫拜名士為師，自己也喜歡交結文人，希望他們經常登門。認為那些飽學之士，來家作客，能使寒舍增輝，是最高興的事。對那些品格端方，老成穩重的人更為敬重，從不敢怠慢。一般的親戚朋友也熱情接待。至於那些裝神弄鬼的巫婆神漢、道士和尚、看風水、算命看相之輩，則避之惟恐不遠。而對於那些落魄了的窮親戚，則款待隆重，唯恐不周到。
鄉裏人看著曾氏一家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親疏分明，自然預知這一家今後的興旺。每當鄉裏鄰居、朋友親戚遇有婚喪嫁娶之事，曾玉屏從不委派晚輩去應付，而是親自登堂，鄭重其事。久而久之，曾家在白楊坪遠近數十裏，也就頗有聲望了。若有親友財力缺乏，不能辦事，曾玉屏就拿出積蓄資助。鄰裏間若發生爭吵訴訟，也出麵居間調停。對於那些特別橫蠻不講道理的人，則嚴厲訶責。大多數場合都是曾玉屏擺桌酒菜，在桌麵上化解矛盾。曾玉屏說：所謂正人君子，若是在民間作普通布衣百姓，則要排解一方之難；若是在朝廷當政為官，則要安定社會、平息動亂，這個道理是一樣的。可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曾玉屏都化為實用的錦囊。
曾玉屏治家極嚴，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歲的妻子王氏在內，見了他莫不屏神斂氣。曾國藩的祖母平時“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慍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低輩分的曾家人更是畢恭畢敬，誠惶誠恐。對於曾國藩的父親麟書、叔父驥雲兄弟，管教尤為嚴厲。對長子曾麟書責求苛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詰數愆尤，間作激宕之詞。”而曾麟書對父親總是“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軀徐進，愉色如初”。
晚年的曾玉屏並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國藩已入翰林。曾玉屏對兒子曾竹亭說：“寬一（國藩）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靠他吃飯。”曾玉屏還一直堅持種菜、拾糞，不丟“勤儉”二字。是年十月，曾國藩進京散館。離家時，侍祖父曾星岡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曾星岡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沒有千叮嚀，萬囑咐，而是“要言不繁”，這對曾國藩的一生都有影響。他說：“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 曾玉屏還有一句座右銘式的話：“曉得下河，須曉得上岸”，又雲：“怕臨老打掃腳棍”。
講的是做人處事都要把握分寸，留條後路。這些話，後來都成為曾國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說，祖父的音容笑貌、一舉一動，都對年青的曾國藩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正如曾國落自己所言：“餘常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餘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