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這六條，簡直就是一篇諸葛亮的《隆中對》，充分顯示了劉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國藩年輕時戲稱劉蓉為“臥龍”。後來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驅逐阿古柏侵略勢力，正是按照這一方針進行的，在近代國弱民窮的情況下，為國家保住了新疆這塊地方。 說過劉蓉，我們該說郭嵩燾了。
郭嵩燾（1818-1891年）是湘陰人，比劉蓉又小兩歲。他十九歲中舉，二十九歲中進士，走的是與曾國藩一樣的讀書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學者鍾叔河先生的說法，郭嵩燾頗有一種叛逆性格，思想活躍，倔強自負，這對他後來的思想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曾國藩對郭嵩燾的評價是“芬芒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這是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的。
郭嵩燾在曾國藩初創湘軍時，是極為關鍵的人物。這我們也留到後麵曾國藩創辦湘軍時再說。郭嵩燾一生的際運也非常不好。1859年，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郭嵩燾奉命隨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到天津辦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彈劾，被降三級。後來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任江蘇巡撫，保薦郭嵩燾任蘇鬆糧道。不久升任廣東巡撫，但又與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發生矛盾，被左宗棠彈劾降職。
1876年，郭嵩燾出使英國並擔任中國駐英使臣，他見到西方人不僅船堅炮利，而且也是曆史悠久，文化燦爛，而且現時西方的政治、學術都比中國優越，因此，他主張不但要學習歐洲人的先進技術、造船造炮，甚至還有他們的政治。他還把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寫成日記，寄回國內刻印，廣為發行，以便開拓人們的眼界，了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然而反響卻大大的不妙。當時中國雖也有人達到了他這種認識，但那都是在野的讀書人，而且極少極少，至於官場中有這種見識的，他是第一人。他的這些見解，不為保守的中國士大夫和官場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罵他是“漢奸”，是“鬼子”，作聯語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舊士紳甚至要掘他的祖墳。民國年間，思想家、學者梁啟超寫道： 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的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說的“眾人皆醉我獨醒”，鍾叔河先生說他是“孤獨的先驅者”。先驅者會受到後人的讚賞，但在他的生時，那滋味卻實在不好受，整個官場，隻有李鴻章還算能夠理解他，但也幫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國以後，湖南的士紳幾乎沒有人理他。而郭嵩燾則越發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蠻勁，堅持自己的見解，決不放棄。並說“流傳百世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曾國藩幾經磨難之後，總算清廷在他死後封了個“文正”。郭嵩燾雖然比曾國藩長壽，但死時清廷不給諡號。直到郭嵩燾死後快十年，鬧義和團的時候，還要把郭嵩燾當作“二毛子”，戮他的屍首。
先驅者真的孤獨！ 雖說先驅者孤獨，但先驅者總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那些被固守封建傳統的士大夫視為大逆不道的話和思想，總要有第一個人先說，然後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如果沒有第一個，就永遠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郭嵩燾影響到的人，在官場上至少有李鴻章和曾國藩，這我們後麵再說。曾國藩死得算早，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卻接著郭嵩燾做駐英公使，也算是對郭嵩燾了解外洋事業的一種繼承吧。
四、曾門第一個進士
在曾國藩生活的那個時代，象他那樣貧寒的出身，又降生在一個偏遠閉塞的山村裏，要爬到社會的頂層，要施展自己的抱負，路隻有一條，那就是考科舉。由秀才而舉人，由舉人而進士，考中進士後做官，然後博得個封妻蔭子。然而，這條路實在是太難了，每年中進士的讀書人隻有幾百個，這對於有四萬萬人口，有成百萬讀書人的大國來說，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過這條路爬上去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點幾，甚至還達不到這樣的比例。後來成為曾國藩死對頭的洪秀全生於1814年，比曾國藩小三歲，當曾國藩在科舉的路上奮鬥的時候，洪秀全也在這條路上艱難奮鬥。洪秀全十三歲就開始考科舉，與曾國藩頭一次考科舉恰好是同一個年齡，而後卻屢敗屢戰，最後連個最低級的秀才都沒有考上。憤世嫉俗的洪秀全，終於走上了扯旗造反的路。但是，曾國藩是幸運的，經過二十年的奮鬥，他終於成了曾家第一個進士！
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由於早年沒有讀書，中年以後雖然成了小財主，但令他遺憾的是此生他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功名，他曾寄希望於兒子曾麟書，但曾麟書考科舉卻一直不順利，僅僅比曾國藩早一年考上秀才。正因為曾麟書考科舉很不順利，於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這樣，曾國藩就成了曾家兩代人希望之所在。曾國藩六周歲開始讀書，七歲起跟他的父親曾麟書學習，由於祖、父兩代功名心的熏陶，曾國藩自幼也對自己的前程充滿了希冀，或者是人們常說的“少有大誌”。他後來寫詩回憶道：“早歲事鉛槧，傲兀追前軌。張網挈陬維……述作窺韓愈，功名鄴侯擬。三公渺如，萬金睨如屣。”便是當時心態的寫照。
曾麟書自己考科舉雖然不順利，但從各種情形看，相信他是一個不錯的教師。直到二十歲以前，曾國藩都是隨他父親讀書。他讀過《四書五經》、《文選》、《史記》。當然，為了考科舉，要在作八股文上下功夫。曾國藩自幼聰慧，又肯刻苦，所以學業很有長進。十四歲的時候，曾麟書的朋友、衡陽廩生歐陽凝祉來訪，見到曾國藩所作的八股文，非常欣賞。曾麟書一高興，便讓歐陽凝祉出題，命曾國藩作詩。曾國藩這首詩大概作得不錯，歐陽凝祉當場與曾麟書約定，將自己的女兒許配曾國藩。
19歲以後，曾國藩曾短期在衡陽唐氏家塾和湘鄉漣濱書院學習。在唐氏家塾，他的老師是汪覺庵先生。由於現在存世的有關曾國藩早年生活的資料較少，我們不十分清楚他隨汪覺庵學習的情況，但從後來曾國藩與汪覺庵的來往我們可以推測一些情況。1843年，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曾國潢和曾國葆要拜汪覺庵為師，曾國藩非常讚成，並在家信中說：“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歐陽滄溟（即曾國藩嶽父）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為可師者。”當時曾國藩已從唐鑒學習，稍後考試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講，見識已非同小可，他推重汪覺庵，說明曾國藩從汪覺庵那裏受益頗多。
在唐氏家塾和漣濱書院的學習，對提高曾國藩考科舉的水平大概很有幫助，因為在22周歲這年，曾國藩考取了秀才。比起有些少年才子來，曾國藩的成功並不算早。從13歲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直到1833年22歲得秀才，曾國藩共考了七次。
考上秀才後，曾國藩於1834年到長沙嶽麓書院學習。清代嶽麓書院，是湖南的最高學府，藏書宏富，名人輩出。嶽麓書院在湖南全省範圍內招生，應考者必須有秀才的身份。在校學生須按月課試，月課分為官課、館課兩種。官課由學政、長沙知府等高級地方長官出題，有時甚至巡撫親自出題；館課則由山長主持。每次課試均評定等級，有獎有罰。由此可見嶽麓書院對學生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省中官府對嶽麓書院也相當重視。據曾國藩的年譜說，當時曾國藩“以能詩文，名噪甚，試輒第一”。
本書前麵曾介紹，嶽麓書院是湖南學風的重要傳承者，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極為盛行，湖南士子則仍以程朱理學為依歸，以經世致用相勉勵。這種學風，集中於嶽麓書院。我們試看清代嶽麓書院的幾個學規就可見分曉。康熙年間的學規有這樣幾條： 古語有之，其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況既以讀書為業，則當惟日不足，以競分寸之陰，豈可作無益以害有益乎！ 每日於講堂講經書一通。夫既對聖賢之言，則不敢褻慢，務宜各頂冠束帶，端坐辨難。有不明處，反複推詳。
《四書》為六經之精華，乃讀書之本務。宜將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後參之以《或問》，證之以《語類》，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講書可也。 學者欲通世務，必須看史。
《書》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為言而徒以詩文自負，何以自別於凡民乎？故學問思辯，必以力行為歸也。
以上的學規都是值得玩味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嶽麓書院的學風：立誌問學、崇奉程朱、經世致用。從後來的種種跡象看，曾國藩在嶽麓書院讀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就是在這裏受到湖南學風——理學經世的熏陶。
當時嶽麓書院的山長（相當於現在的校長）是歐陽厚均。歐陽厚均字福田，號坦齋，學問淵博，嘉慶年間進士，任官至禦史。因父喪母老，辭官歸家養親，他主持嶽麓書院長達二十七年。歐陽厚均認為學生不應僅僅學習八股及詩賦文章，而應為“有體有用之學”，並且鼓勵學生按照他們的天分和性情自由發展。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歐陽山長培養了大批人才，湘軍集團的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是他的學生。
曾國藩考上秀才雖然晚，但隻過了一年，也就是1834年，曾國藩就考中了舉人，這年他23周歲，也是在這年，他認識了劉蓉。
第二年，曾國藩就到北京參加會試，但是沒有成功。因為下一年還有一次恩科考試，所以曾國藩留京讀書而沒有回家。就在這段時間裏，他喜歡上了號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的文章，從此終生不變。年譜說他“留京師讀書，研窮經史，尤好昌黎韓氏之文，慨然思躡而從之，治古文詞自此始”。曾國藩的文章寫得好，不僅文詞華麗，對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氣，讀來有如長江大河，滔滔而下。雖然他後來愛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礎恐怕至少此時就奠定了。
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試，曾國藩又名落孫山。一個鄉下小財主的兒子，在京師讀了一年書，此時已是囊空如洗，隻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這個日後與他的政治、軍事生涯有重大關係的城市。在金陵，他在書肆裏見到《廿三史》，愛不釋手，但是沒有錢，就向一位在江蘇任官的同鄉借，又賣掉了自己的衣服，終於擁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裏，父親說，你借錢買書，我一定會想辦法為你還上。但希望你認真讀這些書，方不負我苦心。曾國藩牢記此語。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讀書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戶。又過了一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舉子們進京會試的年頭。曾國藩要上京城參加考試，可是家裏卻拿不出足夠的路費，隻好向同族和親戚家借貸。曾國藩攜錢三十二緡上路，到了京師，隻剩三緡。曾國藩年譜的作者感歎寫道：“時公車寒苦者，無以逾公矣！”這一次，27歲的他終於考中了進士。
古往今來成功的政治家們，大都對自己充滿信心，按照現在在大學所教的教條化的哲學公式來評論，他們多是唯心主義者，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曾國藩也是如此，他相信意誌的力量和作用，相信通過奮鬥會為自己的人生開辟出一條金光燦燦的大道來。就如他在寫給幾個弟弟的信中說的：“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1860年5月，在閑聊中，左宗棠給曾國藩講了一個小故事，說是有一對孝子孝婦，平時力氣都很小，妻子尤其柔弱。一天，他們家裏起火，他們剛去世的母親笨重的棺材尚在室內，這對體力都很差的夫婦，卻合力將他們母親的棺材搬到室外安全的地方。從這件小事，曾國藩聯想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這雖然是曾國藩帶兵打仗時候的事，但確是曾國藩一生信念的寫照。經過刻苦的奮鬥，他成功了。
這個少懷大誌、刻苦攻讀的年輕人成功了，終於從那連綿的群山裏走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