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羅澤南關係頗睦，屬早年結交的鄉友之一。考慮到這一層，曾國藩不願與王鬧翻，因此做事留有分寸。而這次曾、王之間的分歧，也是曾國藩與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繼續。它反映了駱秉章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隊，不願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曾國藩。事實上，在此之前，曾、駱在調遣方麵就有過不止一次的衝突。田家鎮敗後，太平軍西上，駱令駐瀏陽之鄒壽璋營移防嶽州，但曾卻令鄒原地防守，拒絕駱對湘軍的指揮，且幾次暗示駱的指揮昏庸，幾同兒戲！省中官場對此不能不感到憤怒。長沙知府倉少平就致書曾，指責他的行為造成“號令紛歧”。駱自然更耿耿於懷，支持王，使王感恩不已，不僅可以一泄怨氣，更重要的是王從此隻能更依靠他，更聽他的指揮。
由於王已不再歸屬自己統轄，因此曾國藩於鹹豐四年初，複駱秉章信中曰：璞山之勇，若歸我督帶，即須受我節製，此一定之理。待於去年十月箴規璞山一函，業抄稿呈閱矣。厥後璞山複書，但求乞放還山，臘底侍又與以一書，茲抄稿呈閱。璞山複書，亦但乞假還山，而於侍書各條，並不一一答複。此其意豈願與侍同事者乎？既不能受節製，自難帶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爛，侍豈複挾長恃勢，苛人小節以自尊？又豈複妒才忌功，不挾健者以自衛？惟一將不受節製，則他將相效，又成離心離德之象，故遂決計不帶也。
曾國藩終於說出了心裏活，如果湘軍多出幾個王，那麼，曾國藩“赤地立新”的原則就不能實現。那時，練再好的軍隊也隻能像女大不由娘一樣，遠走高飛。這一點是曾國藩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以下我們看曾國藩一次一次拒絕出師，實際上也是基於他的建軍原則。
五、潛龍在淵，四拒旨令
兵書曰：羽翼未豐而遭眾忌，乃招禍之端。又說：謀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曾國藩是一個善於守拙而又執理不移的人。當他移師衡州，經過一年時間，初步編練成水陸齊備的萬餘湘軍時，遠在三千裏外的京城早已四下嚴旨，令曾國藩出兵平亂。但曾國藩均以船炮未齊拒絕從命。 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會在不經意間輸個精光。而羽翼未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待時而動，要善於保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曾國藩在京城為官時，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加意。他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隻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抗清廷聖旨，甚至當自己的老師吳文陷入絕鏡時也不出手相救，可以說把執理不移做到底了。
在湘係將帥大吏中，江忠源是出頭較早的一位，他也是湖南最早辦團練的人之一。由於江忠源善治匪盜，因此深得曾國藩的老師吳文的賞識，待以國士，提攜有加。在鎮壓太平軍之初，江忠源募湘勇五百人，隨副都統烏蘭泰立功。其後散盡家財募勇千人，因解桂林之圍，升知府。後署湖北按察使，命幫辦江南軍務。江忠源乃上書兵事大略八條：嚴軍法、撤提鎮、汰弁兵，明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嚴約束、寬脅從。太平軍長驅入贛，南昌告急。江忠源率眾堅守近百日，以保全省城功，鹹豐帝賞其二品頂戴。不久授安徽巡撫，當時江忠源頗著聲望，海內企盼，“鹹知非公莫屬。” 曾國藩在京師時與江忠源過從頗多，他寫給江忠源的詩有多首，對其推崇備至。
江忠源逐漸成“氣候”時，曾國藩對他更寄予厚望。由於江對曾國藩執弟子禮，因此鹹豐三年八月，曾國藩把練勇萬人交江忠源統領的計劃相告。江忠源不明底裏，立刻向清廷合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鹹豐皇帝的一連串征調諭旨。第一次是此年八月底，太平軍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下令曾國藩與駱秉章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十月初，鹹豐帝命曾國藩帶領湘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由駱秉章籌支。諭旨中有“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之語。正在曾國藩為難之際，太平軍已開赴長江下遊，武昌解嚴，因此援鄂之旨也就無須付諸行動。第三次是同年十月底，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上諭中有“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麵”字樣。第四次是鹹豐四年正月，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很顯然，清廷的部署也很混亂。一會兒命他赴武昌，一會兒讓他救南昌，這在前方戰情瞬息萬變的時候，皇帝的諭旨即使加急八百裏傳遞也趕不上前線的變化快。曾國藩更清楚，自己手中的這點沒見世麵的家底，與太平天國身經百戰的幾十萬大軍相比，簡直是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提出四省合防之策並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
他在向清廷解釋其理由時說：自田家鎮失防以來，湖廣總督吳文、湖南巡撫駱秉章與臣往返函商達十餘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隨即與張芾、江忠源函商，亦認為應實施四省合防之策。臣上個月所奏一折，曾經說過等水師辦有頭緒，即由臣親自統帶，馳赴下遊的話，是未奉此次諭旨之前，微臣之誌已思率師東下，一抒積憤矣。況皇上又以新命委任。天語褒嘉，正是臣子竭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
但統計船、炮、水勇三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臣北望宸極，念君父之憂勞，東望皖江，痛舒、廬之危急，寸心欲醉，片刻難安。而事勢所在，關係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須明春乃可成行。而且廣東購備之炮，張敬修雇募之勇，皆係奉肅清江麵之旨而來者，臣若不督帶同行，則殊失皇上命臣統籌全局之意，亦非臣與吳文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遲速，規劃大局，不得不一一縷陳。曾國藩這裏犯了臣子“大忌”，他把自己說成比鹹豐帝還高明。而且又好象清廷把四省合防的大任交給他一人一樣，確實有說大話之嫌，難怪他受到鹹豐帝的譏笑、訓斥！朱批是這樣戲弄這位臣子的：
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已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已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曾國藩確實有一種百折不回，認死理的精神。麵對鹹豐帝帶著譏諷式的訓斥，他據理力爭，一條條地為自己辯解，首先他仍然堅持洋炮運不到衡州就不能率軍赴楚，也不能進軍安徽，因為打仗不是兒戲。針對鹹豐皇帝譏諷他“一身克當”，曾國藩堅持認為會剿是正確的，而四省合防又是他與駱秉章、江忠源、吳文等共同商量後的共識，他還帶有肯定的語氣說：“論天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遊，能固荊、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目今之計，宜先合兩湖之兵力，水陸並進，以剿為堵，不使賊舟回竄武昌，乃為決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將黃州、巴河之賊漸漸驅逐，步步進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間，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南服猶可支撐。臣之才力固不能勝。臣之見解亦不及此，此係吳文、駱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議論。然舍此辦法，則南數省殆不可問矣。 對鹹豐帝的訓斥，曾國藩倒出自己的委屈：“臣自維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若遽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嫻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製，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聖慈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竭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實則軟中帶硬，以柔克剛。鹹豐帝看了奏折，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朱批”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如。”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多少年後，他還對此念念不忘，並專門請人從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與座船一起丟失），與鹹豐皇帝的“朱諭”一起保存，“同誌恩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