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及時將情況上報清廷，他指出：就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而論，陸路須有勁兵四支，水路須有勁兵兩支，“乃足以資剿辦”。江之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鬆為一路，自漢口、黃、蘄循江岸而下達於小池口為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等屬為西一路，湖口以下至於皖南為東一路。但水軍已分為兩枝，陸軍若再分，則立形單弱。 在這份奏折中，曾國藩寫入了感動得鹹豐帝落淚的一段話：
今臣等水軍陷入鄱湖之船百號，回救鄂省之船百餘號，業已分為上下兩支，似有因禍得福之機。然內湖一軍，臣國藩來江整理造船、添勇，無難就緒。回鄂一軍，以被風擊壞之船，當將士疲勞之後，與漢口新竄之賊相持，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統領，日夜懸念。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彷徨，不知李孟群等果能添置小船，複振軍威否。
到了三月，湘軍終於被肢解為四支。曾國藩居中調度，但一時呼應不靈。頓兵堅城之下，曾國藩又處於仰食他人的困境，這也是他最無奈的事情。
四、仰食他人，跌蹶經營
曾國藩按照“赤地立軍”的建軍原則，不想把湘軍納入國家正規軍係統。他上奏中一再稱湘勇為“義旅”，而一旦湘軍有被地方大吏納入“官軍”組織時，他先是據理力爭，最後不惜斷絕關係。他與王的分歧，以及後來與李元度等人的矛盾，都是由此而起。在他看來，這是不能讓步的原則問題。因為一旦納入“官軍”係統，他就不能全權指揮。在這一點上，他開啟了晚清兵為將有的先河。 但是，不納入正規軍係統，就不可能從國家與地方政府中受到更多的接濟。而軍隊的開銷是相當大的，更何況湘軍的餉銀還是很高的。說到底，曾國藩之所以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得施展，屢受排擠，“平生受辱受挫之時多矣”，就是體製上的矛盾。與曾國藩個人性格、為人等雖不無關係，但主要原因是湘軍背景下的曾國藩與清朝舊有體製的衝突。
總體而言，曾國藩在湖南的情況要好得多。這是因為，湘軍是為保護桑梓而起，因此，無論從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言，還是從穩定一方而言，湖南的富戶鄉紳還是支持曾國藩的。
鹹豐三年（1853）正月至八月駐紮長沙時，湘軍隻有一二千人，糧餉物資由湖南藩庫供應，使曾國藩和湘軍弁勇忍受不少屈辱，以致在省城無法立足，不得不借口移駐衡陽，以離開這一是非之地。自此之後，曾國藩開始自籌軍餉。然而，曾國藩籌餉之始，並沒有找到一種可靠的途徑。當時各地團練籌餉，大多采用向民間攤派的辦法，但曾國藩認為，這樣做不僅得款不多，而且容易加深清政府與農民的矛盾，弄不好反而會火上澆油，激起農民更大規模的反抗。鑒於明末因加派“三餉”而導致速亡的教訓，他從一開始就反對向農民派捐派款，不但他自己不這樣做，而且也嚴厲禁止各縣團紳這樣做。那麼，軍費從何而出呢？曾國藩起初采取勸捐的方法來籌集軍餉。小戶無錢，專向大戶勸捐，勸而不動，就強行“勒派”即采取強迫的方法向大戶征銀。結果，得錢不多，招怨不少，弄得全省輿論嘩然。 曾國藩到衡州後，寫信給文希範說：
惟餉需不資，省中庫存無幾，不得不藉吾鄉殷實之家，捐資佐餉，助我一臂之力，而壯眾士之行。務祈閣下轉告壽珊、仙舸諸君，不惜齒牙餘芬，通達區區之意於貴邑義君子之前，求將夏間允捐之數即日催齊，於九月間解到衡州，至幸至禱！吾鄉夙稱仁裏，有屈原、賈生之遺風，豈乏高義薄雲天，忠肝貫金石之人？倘不以國藩為浮偽，而慨然資助，則國藩所禱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輸議敘，開一簡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見了然，務懇廣為傳布。
讀曾藩的文章，頗有意思，他用“齒牙餘芬”來讓鄉紳們拿出錢來，既滑稽又好笑。
曾國藩此時除請湖南地方官及湖廣總督等給予餉銀外，還與布政使徐有壬商定，用“功牌”勸捐。並議定出錢八十千者，給予九品功牌，以次增加至百六十千，則給予六品，牌上填寫“助餉出力”字樣。曾國藩認為“此物用之不竭，將來若果源源而來，竟須多刷數百張，至中丞處借印也。”他對徐有壬說：“省會地方較大，眼界較廣，斷無此等好買賣，斯則弟之可以傲兄者矣。” 但曾國藩不久即與徐有壬鬧翻，因為徐有壬見利而動，在省中開捐局，給曾國藩來個釜底抽薪，讓高興沒幾天的團練大臣叫苦不迭。因為有錢人捐貢、監生、買功名，比曾國藩的“捐功牌”自然要吸引人，為此，曾國藩去信給駱秉章，說他那裏有幾家願捐，但皆為貢、監所阻。蓋凡官皆從貢、監捐起，而曾國藩的捐局不能捐貢、監，“故人人無從下手。譬如行者見宮室，而門不能入；饑者見珍饈，而喉不能下，真悶人也。求閣下與方伯細商，能將貢、監少捐旬日，亦或不無小補。”
由於勸捐效果不佳，曾國藩“總以無餉為慮”，表示“隻好用勒捐之法。向日以為必不可行之事，今將自我作俑，可浩歎也！” 曾國藩還說，勸捐之事太難，“東坡所謂事未集辦，而其竭蹶怨谘之象，已若泥中之困獸，甚可懼也。”
為了能籌集軍餉，曾國藩也不顧理學大臣的臉麵，托紳士下鄉苦勸，各縣紳士來衡者皆請酒席，但隻籌到五千餘金，仍是杯水車薪。而且“衡山以下，如湘潭、寧、益等縣，竟無一人一錢至者。痛哭之書函，嚴厲之劄催，剴切之告示，友朋之陳說，委員之守提，諸術並窮，迄無一應。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撒大網的辦法很難收到實效，不如找有關係的縣份或較富裕的大戶做工作，他在寫給歐陽兆熊的信中說：
捐輸本非民所樂從，即奏請別樹一幟，遍劄州縣，委員守催，官樣愈多，去題愈遠；不如擇好友較多、地方較富之縣，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於人。精衛填海，杜鵑泣山，或者諒我寸誠，猶有一二起而應者，亦未可知。紳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勢。其並無交好，官亦隔閡之縣，則不複過而相問，非愛惜道學門麵，亦實見官樣文章不足集事。
曾國藩迫不得已，真的幹起得罪士紳的事來，那就是實行勒捐，而且勒到胡林翼、左宗棠的親家安化陶澍家。曾國藩對陶家的“家底”略知一些，因此勒捐中陶家上了名冊。而且曾國藩最初認定陶家應捐三萬兩。他寫信給好友說：
安化一劄，當時蓋亦思之，陶文毅之宦橐，豈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見其送別敬近五萬金；二十三年仆在陝西，見蔗翁及堯、農等公函托李製軍為文毅催取鹽務公項，銀數萬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竊非之，往時在京，唐鏡丈數數舉以相詬。今欲一毛不拔，實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麵相加矣。若非三萬金，則竟以入奏，京師之人尚有能持平論者，無使足下為我受冤也。
但後來陶家許諾捐五千兩，而且遲遲不兌現，曾國藩為此頗為不滿，還與左宗棠發生了小衝突。他在寫給駱秉章的信中說：
陶家在安化縣具呈，言正月先解現銀五千，餘俟售產變價解繳。安化將原呈送交敝處，已於初五接到。今天省又言不過先繳二千金。不知何以矛盾若此！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陽所置之產，每歲收租三萬石，以一年之租助餉，亦不損傷元氣。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慳吝若是，何以勸人？苟非帑項萬分竭蹙，侍亦豈肯構此大怨？楊員外家亦不肯捐，侍以拘簽拿其胞弟到案，遂捐二萬金。此事明知怨聲載道，然實無可如何。日來趕辦各件及發各營口糧，用銀如泥沙，竟不暇細核。若不得此項，尚須由省庫提銀到湘潭船廠來用，更為不妥。是以忍心而為此也。
在湘軍籌餉的全過程中，除郭嵩燾外，李瀚章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跟隨曾國藩時間最長，一直總理糧餉，是很稱職的管家。
李瀚章，本名章銳，號筱荃，亦寫作小泉、筱泉，晚年自號鈍叟。
他生於道光元年（1821），比二弟李鴻章大兩歲。父親李文安在京任職。李瀚章作為長子，挑起了家庭重擔，侍奉祖父，照顧弟妹，又秉持家訓，專攻舉業，但科場不順，鄉試屢受挫折。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瀚章被選為拔貢。朝考一等，拜曾國藩為師，以知縣簽為湖南。鹹豐元年（1851），署永定知縣，二年，署益陽知縣，未及上任，太平軍進攻長沙，湖南巡撫駱秉章命其守南門天心閣，解長沙之圍後，李瀚章獎六品銜，赴益陽縣任。曾國藩在回籍辦團練，組建湘軍之前，以“安定地方”為己任，曾大開殺戒，以“曾剃頭”之稱。作為學生兼一縣父母官的李瀚章，對老師的作法頗不讚成，曾上書勸曾國藩緩刑，施“仁政”。但曾國藩不以為然，仍然殺人如麻。三年（1853），李瀚章調署善化知縣。曾國藩因與他有師生之誼，又見他忠實可靠，辦事踏實，便派他辦理捐輸。第二年，曾國藩率湘軍東下，設立糧台八年，李瀚章隨營差遣，可以說是經理糧餉的元老。
湘軍糧台八所，即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采編所，分別辦理各項事務，並非專理糧餉。糧台設總理事務一人，各所則分派委員若幹人，以司其職。湘軍糧台的特點，與從前軍營不同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糧台人員不是朝廷特派大員經理，而是由主帥委派，其權操於主帥，所以調兵運餉都由主帥一人掌握。二是糧台轉運方便。湘軍糧械都以水師供給轉運，當初起時，以奪取長江控製權為目的，曾國藩自駐戰船，糧台即設於水上，一切軍裝米鹽都儲船上。
曾國藩還奏請清廷，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以濟軍需。鹹豐三年十一月又請“嗣後臣行營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準令隨處勸捐，一例谘部，仍隨時發給部照。”
四年二月出外作戰前，曾國藩的湘軍已近三萬人，每月需餉銀八萬兩。不但湖南一省難盡供支，而且鄰省亦難協濟，所以他說專恃勸捐一途，以濟口食之需。不久，曾國藩奏請於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中，擇官紳數人幫助籌辦捐局等事務，這就是：湖南省籍新授四川鹽茶道夏廷樾、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江西省籍前任刑部侍郎黃讚湯、升用知府郴州直隸州朱蓀貽；四川省籍按察使胡興仁，前翰林院編修李惺。曾國藩上奏清廷：此數人者在宮則素洽民心，居家則素孚鄉望，應請旨飭諭各該員辦理捐輸，以專濟臣軍之用。
曾國藩當時整裝待發，但僅有一月餉銀，他惟恐“若因餉項不斷，饑疲潰散，則從此更無望矣”。發出“世小亂則督兵難於籌餉，世大亂則籌餉更難於督兵”的慨歎。
為了籌集軍餉，曾國藩甚至為貪官請入鄉賢祠。鄉賢祠，顧名思義，是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給所謂鄉裏的賢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國藩一生多次為一些賢德或有功之人奏請封賞或代寫一些碑、銘類的頌揚文章，而這一次他為其奏請入鄉賢祠的則是一個貪官楊鍵。曾國藩一生廉潔自律，對貪官如同寇仇，但這次卻是曾國藩一生中的少有的一次例外。
當時，武漢形勢吃緊，朝廷連番下旨讓他自湖南出援武漢，他遲遲未動。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裏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戰，竟未提軍餉自何而出。沒有軍餉如何出征？他讓人各處求助，懇求商紳捐資，猶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
恰有此時，有個在籍戶部候補員外郎楊江要求捐助。曾國藩聞訊自然高興，但楊江提出個條件，讓曾國藩代他上奏皇帝，準許為其祖父在原籍衡陽建鄉賢祠。 而曾國落是了解楊家的為人和楊江要求建鄉賢祠的原委的。楊江的祖父楊鍵是湖北巡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後其家屬便活動地方官入奏道光，請求建鄉賢祀。而有人上奏說，楊鍵官聲很壞，有嚴重的貪汙、受賄行為。道光帝聞奏，不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請入祠的地方官臭罵了一頓。這件事鬧得轟動京城，曾國藩當時任職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他為楊家而不恥。
如今，為了軍餉問題，要親自出麵為一個貪官申請入鄉賢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規範，再是要冒風險，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為了軍餉所逼，曾國藩隻好同意了楊鍵寫奏折。 奏折封送之後，楊江當即捐助兩萬白銀，還說等皇帝批複後再捐5萬兩。楊江帶頭捐款，其他官紳也不能袖手旁觀，一下子捐了10萬餘兩。這點錢雖不多，但總算解了燃眉之急。 誰知湘軍初戰不利，在“東征”的途中吃了敗仗，退回長沙。吃敗仗是個打擊，長沙官紳齊罵曾國藩無用使他抬不起頭。而雪上加霜的是，鹹豐帝看了曾國藩請楊鍵入鄉賢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還降了他兩級官銜。但曾國藩用十萬兩白銀讓他的湘軍度過了劫難。 到江西後，曾國藩麵臨客軍虛寄的局麵，因此籌餉問題又日形突出。五年四月，他奏請撥浙江鹽引用鹽抵餉，經戶部議準，但由於四境不安，實際未能實行。後來，主要因為籌餉之事，與江西巡撫陳啟邁鬧翻。
五、同年反目，參奏陳啟邁
湘軍的軍餉始終是困擾曾國藩的一個大難題。他幾乎靠“乞討”一樣的方式支撐著湘軍的生存。 鹹豐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軍攻克武漢。曾國藩以為該是喘口氣的時候了。他上奏鹹豐，要求鞏固湖北，徐圖東進。其中理由之一，是好好解決一下湘軍的供給，待到兵精糧足時再東下。但是，鹹豐帝下令命他立即東進。當時新占武漢，又是得勝之師，因此在武漢總算湊備了“東征”的軍餉，接著取得田家鎮大捷。曾國藩進入江西境內，開始攻打九江。
田家鎮一戰，雖然取得不小的勝利，但湘軍損失很大。曾國藩要為戰死的官兵發恤銀、為有功的官兵發賞銀，加上戰爭消耗，從武漢帶來的銀子花得淨光。馬上又要“東征”，軍餉又成了大問題。他向鹹豐帝請求發餉，清廷命陝西巡撫王慶雲解銀14萬兩，江西巡撫陳啟邁解銀8八兩。然而，曾國藩等了許久也不見銀子，甚至連個回音都沒有。
隨著江西戰場形勢的惡化，尤其是九江久攻不下，湖口又打了大敗仗，內江水師軍心不穩，湘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隨後，太平軍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區，曾國藩幾乎陷入絕境！水師要重建，陸師要大幅度調整，還要隨時準備與石達開打大仗。曾國藩最發愁的還是軍餉，還是銀子！他沒有辦法得到，隻得向江西巡撫陳啟邁伸手要，盡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國藩認為，前次是在湖北，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為江西的失地與太平軍作戰，陳啟邁不會置之不理。可曾國藩又錯打主意，陳啟邁不僅分文不給，還大造其謠，說曾國藩的湘軍打仗發了財，湘鄉、平江、新寧等地，隻要家裏出個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銀子花不完。湘鄉的田地被買光，都買到外省外縣去了。曾國藩聽了這些謠言十分氣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