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父親曾麟書給兒子曾國藩信中的一句話。原信說：“骨肉之情，隱相感通，家門將有大故，遊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預為憂思之兆也。”
當時寫這封信時，正值曾國藩鬧著要回家省親，不久曾國藩的祖父病故。八年之後，似乎又應驗到曾麟書身上。
鹹豐五、六年間，曾國藩在江西渡過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兩年。乞餉銀不應，求援兵不至，他的上奏中屢屢用“懇恩”字樣，實則是乞求。但曾國藩又是一個毅力極為堅強的人。在無力回天的日子裏，他在軍中“終日凝然”，奏牘書劄，躬親經理。手捧史籍，不廢吟誦。經常告試身邊將帥：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就越要澄心定慮，以待轉機。他的幕僚黎庶昌記述說：“蓋其數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轉危為安也。”他還對李元度說：軍心未固、眾誌難恃時先自固自保，再“徐圖振起”。他說自己靖港之役，“不才棲居高峰寺兩月有餘，在營之辱，刻不敢忘。今日亦望足下少忍靖港之辱，以謀澠池之奮。無過激憤，以養不訾之軀而成不世之才，內慰高堂，外慰知心。至要至要，無忽無忽。”
曾國藩身處危局而心誌不亂，使我們想起康熙在平“三藩”最艱難的時候，又有蒙古察哈爾部布爾尼舉兵反叛，當時京師勁旅悉遣南征，都中幾空，不少漢大臣偷偷遣家著回原籍。人心洶洶，十分危急。年僅二十二歲的康熙帝每日照常批答奏章，與日講官研討學問。而且“外示暇豫”，每天到景山出遊騎射。當時人頗為不解，投帖於景山路旁，責怪說：“現今三藩及察哈爾同時叛亂，諸路征討，當時危殆之時，真想象不出聖上還有什麼心情出遊？！”康熙帝仍佯裝悠閑，民心乃固。三藩平定後康熙帝道出此中之意，說：“當時聯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平三藩的這則“掌故”在性質上似乎不能與曾國藩類比，但麵臨危局而鎮定自若，效果可謂異曲同工。
鹹豐六年底，湖北戰場的形勢發生重大突破。十一月二十二日，湘軍攻克武漢，隨後乘勝東下，於十二月直抵九江。鄂贛間的長江水上通道被完全打通。此時湘軍厚集九江城外。李續賓部八千人紮九江外，此外尚有江寧將軍都興阿所統馬隊以及副將鮑超的近四千步兵扼小池口，水師方麵楊載福率戰艦四百號泊於九江兩岸。加上原有的湘軍，共達二十萬餘人。十二月中旬，曾國藩由南昌前往吳城，巡視水師，十八日又到九江迎勞自湖北而來的將士。自湖北而來的湘軍軍容整肅，給曾國藩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曾國藩對湘軍這些後起者由衷敬佩。他評價說，李續賓統領的陸師“更勝於甲塔（齊布）、羅（澤南）合軍之時，厚庵（楊載福）水軍亦超出昔年遠甚”，尤為可貴的是，“皆能不矜不伐，可敬愛也。”
他向清廷的奏報也稱：
臣國藩於十八日由吳城馳赴九江，迎勞諸軍。見其軍威嚴肅，士氣樸誠。自十二至十八日，環攻六晝夜，並未收隊。楊載福、李續賓與都興阿聯絡契合，愛敬交至。雖積勞之後，屢勝之餘，猶複日夕兢兢，衣不解帶。不特東三省馬隊忠勇可風，即湘營與水師亦實為不可多得之勁旅。
與此前後，瑞昌、德安、武寧、建昌、新喻、永寧六縣城先後收複，劉長佑、蕭啟江等進軍臨江府。南昌、袁州兩郡全境肅清。九江、南康、瑞、臨、吉安各屬邑，皆收複過半。 正當江西戰場發生重大轉機時，曾國藩的眼疾再次複發，甚至“竟日不能開視”。他本打算將大營移至九江，以“與湖北、安徽聯絡一氣”，但由於眼病鬧得十分凶，隻好向鹹豐帝請假一個月，在瑞州、九江軍營靜心調養。
曾國荃率師至吉安後，曾國藩了解了家中的一切，也更加想念父親。這是他長輩中最親的親人。雖說在軍中也不時能收到父親的手諭，但自鹹豐二年出辦團練，父子即沒有再謀一麵，曾國藩感到非常愧疚。曾國荃也非常理解兄長的心情，他說如果讓父親到袁州來，我們父子就可見麵。但曾國藩考慮到湘鄉到袁州往返千餘裏，對六十幾歲的老人來說，身體是吃不消的，因此他說“若江西軍事得手，明年或可奏明歸覲乎？”
但曾國藩似乎又想到，江西的軍事不會一年半載就結束，於是給九弟曾國荃的信中寫了上述內容後，他又改變了主意，即同意曾國荃提出的請父親到袁州一行。為此，他在此信後又加了一段，與曾國荃商量：
弟若久駐吉安，餘於正月初旬即至吉安犒師，弟擬請父親大人來袁州一行。父子相離四年，或得借此一見，則弟軍在吉安不遽掣動，亦一好事也。於公則吉安有一枝勁旅，籌餉較易；於私則兄可借此以謁父親。不知弟意以為然否？如以為然，則請在彼深溝高壘，為堅不可拔之計。先為不可勝，然後伺間抵隙，以待敵之可勝。無好小利，無求速效。至要至囑。
這封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發出不久，曾國藩與湘軍在九江迎來了新的一年。曾國藩在瑞州軍營治他的眼病。此時，仍在惦念與父親團聚之事。他去信給九弟，說“吉安之行，必須在瑞後乃能定議。”
正月十五這一天，曾國藩收到了父親的手諭，及四弟曾國潢、兒子曾紀澤的信。曾國藩隨即又將皇帝賞賜的福字、荷包、食物派專人送往湘鄉。 可是，他萬沒有想到，二月初四，父親曾麟書即已在湘鄉病逝。
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瑞州大營得悉噩耗，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放聲大哭，仆地欲絕。第二天，他赴告南昌及湘軍各營，對軍中之事一一交待後，設次成服。
十六日，馳折奏報，請開缺回籍守製。
孝，在中國的人倫中恐怕再沒有比它重要。曾國藩作為長子，曾於鹹豐二年由九江奔喪回籍，但未經百日，即墨從戎，奉旨飭辦團練。當時正值武昌失守，數省震動。曾國藩“奪情”而出，特於上給鹹豐的奏折內聲明，一俟大局稍轉，即當回籍終製。四年八月又上奏折聲明，因自己是丁憂人員，如稍立戰績，無論何項褒榮，何項議敘，概不敢受；如果辦理稍有起色，即奏明回籍，補行心喪。但太平軍日盛，大清疆土日蹙，曾國藩率領他的湘軍援鄂、援皖、援贛，仿佛像救火隊一樣，四處奔走，並沒有息肩之日。以後他人在軍中，但常以未得在家守製為隱憾。拳拳孝心，也為人倫所常，因此他聞父訃即上奏清廷：
計微臣服官二十年，未得一日侍養新闈。前此母喪未能妥辦葬事；今茲父喪未能躬視含殮。而軍營數載，又過多而功寡，在國為一毫無補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贖之罪。椎胸自責，抱痛何極。瑞州去臣家不過十日程途，即日遵製丁憂，奔喪回籍。一麵由驛馳奏，恭候諭旨。
他的兩個弟弟當時也在軍中，為此他一並奏請回籍守製。但對曾國荃統領的吉安一軍，因有太平軍二萬餘人赴援，因此他在折中奏明“國荃之能否遄歸，尚未可知。”
曾國藩是做事十分負責的一位官員。奔喪前他對麾下的湘軍水陸兩師，從將帥統領人員的位置安排，到戰事部署、所需餉銀，以及向清廷的奏報等事，一一都有明確的交待。 雖然他歸心早已似箭，但還是念念不忘，殷殷致囑。他向鹹豐帝、向清廷刻意表達的，是希望珍惜經數省之力、數年之功而成的水師。他稱這是自己“經手事件”中的“一大端”。不過，他沒有貪天之功，而是把他說成各省努力的結果。他說：合楊載福統領的外江水師與彭玉麟統領的內湖水師，“合計船隻五百餘號，炮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為力。臣在衡州時，僅奏明造船百六十號，嶽州以下雖陸續增添，而九江敗挫以後，則水師中衰。其時回援湖北者僅船百餘號，賴彭玉麟力支危局，胡林翼、楊載福重廓規模，而又有廣東督臣購運洋炮，湖南撫臣督率官紳廣置船隻、子藥，於是外江之水師始振。陷入鄱湖者亦僅船百餘號。賴江西撫臣及總局司道竭力維持，增修船炮，籌備子藥，於是內湖之水師亦振。合四省之物力，各督撫之經營，楊載福等數年之戰功，乃克成此一支水軍。臣不過因人成事，豈敢無其實而居其名。”
由於兩支水師一駐吳城，一紮九江，互不統屬，而兩軍合而為一是遲早之事，加之楊、彭之間的分歧，他也有所耳聞，因此他有所耽心，故向清廷奏明，請旨特派署提督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事務，惠潮嘉道彭玉麟協理外江內湖水師事務，以便號令歸一，名實相符。他還說：楊載福戰功最偉，才識遠勝於他。彭玉麟（曆）備險艱，有烈士之風。如果此二人由皇上時加訓勵，必能了肅清江麵之局。對於水師的餉銀，他提出由湖北巡撫胡林翼月籌銀三萬兩，江西巡撫文俊月籌銀二萬兩，“俾此軍不以饑疲致潰。則不特為攻剿九江、湖口所必需，即將來圍攻金陵、巡防長江，亦必多所裨益。”
對於水師之外的湘軍陸營，曾國藩在奏折中說與他“略有關係”。李續賓駐紮九江，精勁樸實，隱然巨鎮。劉騰鴻之湘勇，普承堯之寶勇，駐紮瑞州，嚴明勤謹，足（當）大敵。如果餉項稍微充足，必能樹立功績。因此表示自己“在軍中亦無所益，即不在軍中亦無所損。” 他奏請開缺守製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一是江西水陸諸軍，及各省援師到達後已部署完畢，他開缺後，應由西安將軍福興與巡撫文俊會商辦理。二是近日洪、楊內亂，武、漢肅清。袁州、奉新等處克複數城，江西局勢似有旋轉之機。“因此籲懇天恩，準臣在籍守製，稍盡人子之心，而廣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實無即極；抑或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之處，聽候諭旨遵行。現在函商將軍福興、巡撫文俊兩臣，酌請一人前來瑞州，撫循各營將士。臣拜折後，即由瑞州奔喪回裏。”
曾麟書的身體向來很健康，此次不治而逝實出全家人意外。正月二十六日，曾麟書患中痰之症，呼吸有些困難，但痰症越來越重，二月初四即撒手西去，從得病到逝去僅七天時間。因此曾國藩說是“遽遭大故”，死得太突然。
江西的文武大員及在贛的湘軍將領最先得到了曾國藩父親去世的消息。巡撫文俊特委派督糧道李桓前往瑞州曾國藩大營吊唁。李續賓本人正籌攻九江，因此也委派他的弟弟李續宜自九江前去致哀。 曾國藩是個深愛父母的孝子。他給李元度的信中也表達了自入京服官以來，二十年未伸一日之養，五年前母親病故，未能在家守製，今天父親病逝又不能親自含殮入棺，“於軍國為贅疣，於家庭為罪人”。“恨不得星飛抵裏，撫棺一痛”，這是真實情感的流露。
二、委曲心事，委軍守製
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和他的弟弟曾國華自江西大營啟行奔喪，二十五日抵湖南境，二十九日回到湘鄉故裏。幾天後，曾國荃也從吉安奔喪回籍。
歲月蒼桑，昨是今非。幾兄弟在荷塘二十四都黃金堂（今屬雙峰縣荷葉鄉良江村）撫棺痛哭。此時曾家的長輩隻有比曾國藩年長四歲的叔父曾驥雲。
曾國藩此次奔喪，是沒有等待清廷的上諭而棄職回籍。他上奏中即有懇請終製的由衷之言，也有“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的話。但對於清廷如何安排，他心中實在無數。從他二月十二日即上奏清廷前寫給李元度的信中，有“行止大局，現尚未定，日內再當專使奉告”來看，他對於委軍奔喪，即不待朝命而旋車故裏，心裏是有矛盾的。十六日，即上奏清廷的第三天，曾國藩將行程告之李元度，“定於二十日匍匐就道”。曾國藩行前及回到家鄉後，又請駱秉章向清廷代奏。清廷於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初一日，先後廷寄上諭。前一上諭稱：
駱秉章奏統兵大員現丁父憂一折。兵部侍郎曾國藩之父曾麟書在籍病故，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折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
三月初一日的上諭，針對曾國藩對軍務的安排，作出部署：
湖南兵勇，暫交其弟曾國華管帶。惟曾國華職分較卑，仍須有大員統帶，方能得力。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
這兩次上諭，都明確了三個月後曾國藩仍回軍中的意思，曾國藩為此率領闔家大小，望闕叩頭。稱自己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表示“惟有殫竭禺誠，效圖報稱。戰戰兢兢，常懷履薄臨深之義；子子孫孫，永矢銜環結草之憂。”
五月二十二日，曾國藩以三個月的假期將滿，而他的父親還沒有安葬，再次上折懇請終製，並說“前代及我朝奪情之案，被人彈劾者，層次迭出。而兩次奪情，則從古所無。”曾國藩還向鹹豐帝坦露他的矛盾心理：
臣到籍以來，輾轉思維：欲終製，則無以報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奪情，則無以報吾親恩勤鞠育之懷。欲再出從軍，則無以謝後世之清議；欲不出，則無以謝患難相從之軍士。進退狼狽，不知所裁。
以忠孝構築的傳統禮製，讓曾國藩頗感為難。這也是許多有作為的官員遇到的難題。但曾國藩還是傾向於守製的。 他還樂觀地認為，近日形勢，“實已換回十分之七八。以大局言之，河北蕩平，洪、楊內亂，武、漢肅清，水師精勁，迥非鹹豐二三年氣象可比。”遂援引上年大學士賈楨丁憂，皇上賞假六個月，令其回籍治喪。旋因賈楨奏請終製，又蒙諭旨允其所請之例，準其在籍終製。 閏五月初五日清廷發布上諭，稱讚曾國藩“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所奏“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但鹹豐帝又指出：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非賈楨可比，仍命其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並承諾“俟九江克複，江麵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
鹹豐帝上諭中的稱許勾起曾國藩對幾年從戎的苦澀回憶，尤其是鹹豐六年，“困守江西，備極艱險”，令他一生難以忘懷。而入春以來，軍務漸有轉機時，又有聞訃丁憂之耗。他認為自己才智本來十分平庸，而事機又如此不順，因此斷定自己是“福分淺薄之人，終不能立功以報聖明於萬一，所以暗自傷感者也。”他經曆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成功離他僅有一步之遙，而在這個時候，他的父親撒手而去。所謂“福分淺薄”，言下之意是自己隻有受盡人間苦難與磨折，而無緣與成功相擁抱。他真的不甘心。長沙的妙高峰，衡州的演武場，九江城下，湖口之中，留下了他太多的付出與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