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為章在白果看地，餘與堯、霞不以為然。第二次往看嶽龍，則飄然不反，回湘潭筱岑家去矣。頃有杜茂才者，豐城人，避難來住永豐，至我家投效，因留其看地。據劉與杜二人言，周壁衝有凶煞，是宜速改。餘杜之識似勝於劉，並勝於近處諸人，不知視東陽叔祖何如耳？餘心時時未忘改葬一事，而苦自己不善看，又苦無最貼心之人。弟意以樂以祖為主，渠亦難於遠出尋求，且上等者自須先自為謀。日夜念此，至焦灼耳。
到了曾國藩即將重新走向軍旅時，改葬之事尚無著落。他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餘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餘所欲”。他還向郭昆燾說明改葬之意：先嚴、慈葬地，自須急求改卜。來示所雲，蓋古人所稱：“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製”，先君葬域，人多謂其凶煞。果若所雲，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
曾國藩於六月赴軍後，也念念不忘於此，同年八月初十日寫信給三位弟弟說；“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可見其擇地求的是略盡孝道。十月初十日，其弟曾國華在安徽三河鎮戰死，曾國藩便更懷疑為未盡孝道所致，其改葬之心亦更迫切。他在十一月十二日《致澄弟沅弟季弟》的信中說：“要改葬二親之墳，如溫弟之變果與二墳有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同年冬，其弟曾國潢與曾國荃在家經過多方尋覓，找了好幾處地，而其中湘鄉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麵腦，因與南嶽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山脈相連，又在其親家羅澤南故裏，故曾國荃最為滿意。但這裏是洪姓與夏姓爭訟之地。據風水先生言，這處貓麵腦形地在夏家，而“結穴”在洪家地頭。曾國潢與曾國荃將這一情況寫信告訴了曾國藩，曾國藩很高興，立即複信說：“先考妣改葬事決不可緩。餘二年、七年在家主持喪事，辦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設法改葬，為人子者第一大端，問心有疚，何以為人？何以為子？總求沅弟為主，速行改葬，澄弟、洪弟幫同辦理，為我補過。至要至禱！洪、夏爭地，果可用否？吾不得知。茲親筆寫二信與洪、夏二處，以冀或有所成。”後經曾國藩兄弟的周旋，夏家答應將貓麵形之地賣給曾家，曾國藩又寫信給弟：“夏家之地既經買得，可否即於三月改葬？賊（太平軍）氛方盛，人事之變不可知，早改一日，即早放一日心。” 但曾國藩不願因改葬之事在當地鬧得沸沸揚揚，因此去信表示可再另選地址。
曾國藩在籌劃改葬父母的同時，又考慮建立家廟，即為其父親建祠堂（後稱竹亭公祠）。他與其叔父各捐銀五十兩後，又動員曾國荃等幾個弟弟也盡一份力，曾國荃表示讚成，並很快寄去銀兩。不久，曾國荃護送其弟曾國華靈柩回鄉後，改葬之事主要由曾國荃負責。曾國荃正式確定建祠墓後，將親自畫繪屋樣，送曾國藩改正，鹹豐九年曾國藩對幾位弟弟說：“沅弟所畫屋樣，餘已批出。若作三代祠堂，則規模不妨閎大；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宜太宏麗。蓋吾邑帶勇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峙衡家起屋亦鄉間結構耳。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必為眾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望沅弟慎之慎之，再四思之。祠堂樣子，餘亦畫一個付回，以備采擇。”
曾國藩即不願在洪夏兩爭訟地改葬，去信給曾國荃等說：
八鬥衝屋後及周璧衝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妥。洪夏之地，餘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外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秘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隻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沅弟之明亮能了悟。
由於曾國荃什麼都不怕，曾國藩隻好用另一思路開導這位更倔強的九弟：
沅弟言“外間訾議，沅自任之”。餘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中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為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尤遠。苟為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幸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必為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到了改葬之前，曾國藩又向家中的曾國荃、曾國潢介紹幾種墳墓建築方式。
到鹹豐九年八月，曾國荃將改葬、建祠等一切辦好。曾國藩特去信致謝：沅弟到家後，雷厲風行辦理改葬大事，啟土下，俱得吉期，欣慰無量。餘在家疚心之事，此為最大。蓋先妣卜葬之時，猶以長沙有警，不得不倉卒將事；至七年二月，大事則盡可從容料理，不必汲汲以圖。自葬之後，吾之心神常覺不安，知我先人之體魄亦當有所不安矣。此次改葬之後，我兄弟在外者勤慎謙和，努力王事，在家者內外大小，雍睦習勞，庶可保持家運蒸蒸日上乎？沅弟辦理此事，為功甚大。茲以國朝名人法書名畫扇三十柄奉贈，酬庸之物頗豐。我父母亦當含笑於九泉也。
曾氏家廟以後又續有擴建。其地址是曾國藩最初選定的二十四都大坪雷家灣。完全建成時，曾國藩已位至兩江總督，他親書“曾氏家廟”四個大字，刻在四塊上好麻石之陰。至今仍存“家”、“廟”二字。
曾氏家廟共有四十八間，除正廟安奉其父母靈位外，還辟有藏書、藏珍品之室。
七、朝野奏起，重返軍營
曾國藩在丁憂家居期間時刻關注著前方戰局的變化。鹹豐七年七月，為曾國藩十分稱許的劉騰鴻在攻打瑞州府城時陣亡。八月初，王卒於樂安營次。而周鳳山在此前又打了一次大敗仗，曾國荃統領的湘軍吉字營也全軍後退。江西形勢的變化引起了朝野的重視。兵科給事中李鶴年上奏清廷，請命曾國藩前赴軍中。鹹豐帝對這一上奏，沒有采納，但玩弄了雙麵手法，既說“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又說“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既說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無須曾國藩前往，又說湖南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命將李鶴年原折著抄給曾國藩閱看。這就是說：曾國藩也可以移孝作忠，但地點限於湖南，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諭將使曾國藩更為尷尬，因為按照上諭，曾國藩得一切從頭開始，回歸到鹹豐三年初的團練大臣位置上。曾國藩對此當然不能接受。因此九月上奏清廷，於剖白心跡之餘，在文字上頗下功夫，暗寓對鹹豐帝之不滿：
臣初奉暫準守製之旨，因軍勢未定，恐有後命，是以未及遽行複奏。聞江西軍務，辦理得手。批諭飭令緩急赴營之處，揆度時勢，自可無庸前往。茲複欽奉諭旨，飭臣在湖南本籍辦理團防，力圖報稱。聖主使臣以禮，因時製宜。跪聆之下，感悚曷勝。目下湖南全省肅清，臣當仍遵前旨，暫行守製。如果賊氛不靖，湖南告警，所有應領團練籌防之處，屆時商之湖南撫臣，再行奏明辦理。臣自到籍以來，日夕惶悚不安。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製，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世之清議。惟盼各路軍事日有起色，仰紓宵旰之憂，即微臣恪守禮廬，寸心亦得以稍安。
玩味通篇文字，意思是說湖南已經全境肅清，無“賊”可剿，而且自己非有才之人，所處又非得為之地，而“使臣以禮，因時製宜”八個字，等於揭了鹹豐帝的短。
果然，十月十二日奉到朱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為重，紓忠即為全孝，所雲懼清議之訾，猶覺過於拘執也。”曾國藩仍須在家守喪。
在此前後，公開奏請清廷起用曾國藩的還有胡林翼等湘係骨幹。
七年十月初，胡林翼上《請飭曾國藩統領水師並瀝陳進剿機宜折》，內稱：水軍萬餘人，江麵千餘裏，若無總統大員節製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終必危殆而不安。湘軍水師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現在即將是出楚入吳，必須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但此軍既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谘商，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因此奏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即日督帥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合都興阿長驅東下，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
由於湘軍的第二號人物也是最早獲得實權的胡林翼表了態，鹹豐帝不得不“重視”一番。但態度仍是拒絕。鹹豐帝說：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剿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尚未可知。若待其赴潯督辦，恐有需時日，轉懈軍心。胡林翼久曆戎行，於軍務尚為熟悉，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即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
曾國藩因為已清楚清廷的用意，因此勸胡不要再上疏。十月初四日他寫信給九弟說：胡林翼來信，仍欲奏請我出東征。我剛回信，具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
從曾國藩此一階段的信件看，他希望早日奔赴戰場。六天後，他收到胡的信，信中說胡已於九月二十六日專折奏請曾國藩赴九江總統湘軍。曾國藩將信的內容告訴曾國荃，並認為他難免再次出山，隻是時機問題。他收到朱批後說：將此抄給曾國荃一覽，並說：“聖意雖許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實難也”。但其後江西的戰事越來越順利，曾國藩也就沒有必要出山了。至鹹豐八年四月，湘軍攻克九江城，江西全境（僅餘吉安）不為太平軍所有。曾國藩甚至認為金陵也會很快收複。因此給曾國荃的信中有“吾為其始，弟善其終”的話。 此間，曾國藩仍在密切關注前方戰事的變化及清廷的部署，從細微處觀察自己的起複。這時，李續賓補授浙江布政使，曾國藩稱此“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大概意識到他會很快出山，由此於五月初六日給其九弟寫信：“龍翰臣方伯與弟信，內批胡中逐奏折，言有副本，勿與他人看，是何奏也？並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