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早知道他這位學生的才幹，這時仍在曾國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薦其弟。於是曾國藩多次致函邀李鴻章來幫忙。
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傅相（李鴻章）……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不料“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為候補道程桓生尚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作梅、今江寧布政使舉人許振仙屏。陳鼐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鼐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曆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誌大才高。此間局麵窄狹，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鼐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薛福成還說，這是曾國藩知道李鴻章才氣不羈，所以故意這樣做，打掉他的傲氣，使其就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還把此事作為曾國藩曆練人才的辦法。薛福成記述的這件事為許多書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記載可能有相當的誤差。據曾國藩致曾國潢等的家書，李鴻章係於陰曆十二月初十日（1895年1月13日）抵達曾國藩大營。而據曾國藩的日記，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國藩聽說李鴻章已過廣信，即將來營會晤，正為曾國華和李續賓之喪悲傷的曾國藩“為之欣喜”。李鴻章到曾國藩大營的當天下午，曾國藩便與之“久談”，晚上又與李鴻章、王運談至三更。次日，又與李鴻章談江南大營統帥和春及繼江忠源任安徽巡撫的福濟（時已調京）的情況。此後數日，天天與李鴻章敘談，並且不是一般的閑談，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國藩日記記他們所談內容為“論江南北各路軍務”。李鴻章到曾國藩營剛好一個月，曾國藩便命他赴準北招募訓練騎兵，以便將來對付常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撚軍。事情雖因淮北局勢動蕩而沒有辦成，但顯示了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似乎沒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鴻章傲氣的舉動。
不過，薛福成記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陸續而至，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李鴻章有才子氣，不拘小節，當時又年輕，貪個懶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後來李鴻章也對別人說過。曾國藩的孫婿吳永，曾做過李鴻章的下屬，他在《庚子西狩叢談》中寫道：“公（李鴻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啟口必稱‘我老師’，敬佩殆如神聖。”又記述李鴻章親自講述在曾國藩幕時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師，你可惜未曾見著，予生也晚嗬！我老師實在利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鍾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隻得勉強趕起，胡亂洗，朦前去過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為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李鴻章還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己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隻管捋須，穆然端坐，若無其事。”經過曾國藩大營的熏陶，李鴻章果然形成了嚴謹的生活習慣。吳永記述他親見李鴻章的起居工作習慣道：“公（李鴻章）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早間六七鍾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鑒》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碗、雞汁一杯。少停，更服鐵水一盅，即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非嚴寒冰雪，不禦長衣。予即於屋內伺之，看其沿廊下從彼端至此端，往複約數十次。一家人伺門外，大聲報曰：‘夠矣！”即牽簾而入，瞑坐皮椅上，更進鐵酒一盅……凡曆數十百日，皆一無更變。”
曾國藩讓他負責文書，稍後命其批稿、起草奏稿。李鴻章有才氣，所處理的文牘令曾國藩非常滿意。數月後曾國藩對人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鴻章則對人說：“從前曆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針，獲益非淺。”曾國藩的幕府，實際上等於一個不掛牌的人才培養學校，很多人都象李鴻章一樣，在曾國藩這裏得到曆練，得到提高，然後走向全國承擔軍政重任。果然李鴻章來到曾國藩幕不到半年，曾國藩便讓他與曾國荃同去攻打景德鎮。曾國藩不是叫他帶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般地作參謀，而是交給他一項極為特殊的任務，這任務，曾國藩在信中如此說：“閣下此行，其著意在察看楚軍各營氣象，其得處安在？其失處安在？將領中果有任重致遠者否？規模法製尚有須更改者否？一一悉心體察。”曾國藩讓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針，是關乎全局的問題，是把他當作大才來曆練的。信中還說：“閣下閎才遠誌，自是匡濟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時與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一方麵肯定李鴻章的才幹，一方麵又叫他不必急於馬上出人頭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時機。
一個人一生的事業，自然個人天分和才幹是必不可少的。但也要有相當的機會和客觀環境。如果世上沒有伯樂，那麼就會有很多千裏馬被埋沒。何況千裏馬既需要人發現，也還需要有人加以訓練，才能成為真正的千裏馬。對於李鴻章來說，曾國藩就是他的伯樂，就是那個善於養馬馴馬的人。李鴻章是個有才幹的人，但如果他繼續在安徽遊蕩而不是到曾國藩幕，他也可能一輩子也做不了什麼大事。而經過在曾國藩幕府的曆練，他的生平事業也就從此開始了。
四、不去四川當“作客”
曾國藩在建昌住了將近半年，一麵與石達開作戰，一麵與從福建返回江西的太平軍楊秀清的弟弟楊輔清部作戰。與楊輔清作戰的主要戰場是江西景德鎮，石達開則越過江西進入湖南。三河之役後，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請讓曾國藩移師援皖，鹹豐帝命曾國藩自行斟酌，曾國藩認為，皖北雖敗，但因胡林翼奪情視事，再加上都興阿、多隆阿和鮑超幾次大敗太平軍，皖北的局勢已經穩定，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攻下景德鎮，免得太平軍進攻江西湖口，有礙大局。得到鹹豐帝允準，曾國藩也就沒有去福建。1859年3月16日，曾國藩離建昌北上，於20日抵撫州，以便就近指揮景德鎮戰事。5月29日，曾國荃從家鄉來到撫州軍營，曾國藩命他率原吉字營，再加上新招募的湘勇，共五千八百人，加入進攻景德鎮的戰鬥。
石達開這一邊，自江西、福建交界一路向西，1859年3月初，石達開據守的江西南安被湘軍攻占，石達開就勢進軍湖南，人馬連續六晝夜強行軍，接連攻占宜章、興寧、郴州，5月，圍攻寶慶（今邵陽），大軍十萬，號稱二三十萬。一時湘，鄂均為之震動。石達開打到湘軍的老家，湘軍軍心不穩，都想回去保衛湖南。當形勢緊急的時候，曾國藩甚至與在湘鄉老家的曾國潢議論是否需要搬家避禍的問題。曾國藩命蕭啟江一軍追石達開回湖南，並由駱秉章指揮。在湖北前線的李續宜也以母病為名想回湖南，胡林翼隻好因勢利導，讓李續宜帶所部五千人回湖南增援。石達開雖然到了湖南，但他意不在湖南，他知道他即便在湖南的戰爭中取勝，他在湘軍的老家也無法站住腳。因此，他的意向是四川。在清政府方麵，對石達開入川的動向非常緊張。胡林翼認為，如果石達開占四川，不但長江上遊天險盡失，清政府的財賦來源中斷，而且湖北會遭到陳玉成、石達開東西兩麵夾擊，非常危險。如果由曾國藩援川，不但可以保住四川，而且還可能為曾國藩謀得一個總督的職位，恰好這時四川有人事調動，原四川總督王慶雲調兩廣總督，這是個極好的機會。如何說動朝廷呢？胡林翼覺得自己和曾國藩關係過密，不便出麵奏請，即便是出麵奏請，朝廷也未必允準。聰明的胡林翼想到了那草包總督官文。這時候的官文，已經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於是，一份請曾國藩援川的奏折到了鹹豐帝手裏。
但是，令曾國藩和胡林翼大失所望的是，對曾國藩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情緒的鹹豐帝仍隻是命曾國藩帶兵援川，而沒有給以總督的實權。1859年7月3日（六月初四日），曾國藩接到援川的諭旨。是否援川，曾國藩好生為難。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分析，如果赴川，則在江西戰場的曾國荃部、張運蘭部必須帶走，但這樣勢必造成清方江西兵力空虛，不僅眼看要到手的景德鎮的圍攻要放棄，而撫州、建昌也會落入太平軍之手，可能失守的地方還多。“是未救無事之蜀省，先失初定之江西。”不去四川呢，一旦石達開進入四川，就有可能北向圖陝西，本來較為平靜的川、陝兩省就可能糜爛。為防止軍心動搖，他還特地囑曾國荃，援川的諭旨，除李鴻章外，不要讓任何人得知。 經過一番權衡，曾國藩上奏說，目前兵力不足，暫時難以入蜀，而且一旦帶兵西行，太平軍可能乘虛攻湖口、九江，危機整個江西甚至湖北，所以暫時難以抽身到四川。他料定一個月後，景德鎮之戰便可定局，到時候可以再重新調整部署。他還說，如果將他直接指揮的部隊駐紮湖北宜昌，再加上部分水師，扼三峽入口，可保湖南湖北的西大門。曾國藩上奏是在7月17日，由於道路阻隔，消息傳遞慢，他還不知道湘軍已於7月13日攻占景德鎮。原來自曾國荃這支生力軍加入戰鬥後，景德鎮雙方的強弱對比已大大改變，太平軍又軍糧將盡，形勢對湘軍極為有利。已是強弩之末的太平軍作了幾次反攻，結果都大敗而歸，於是湘軍於7月13日之夜發動總攻，攻占景德鎮，第二天，又攻占景德鎮旁的浮梁縣城。從此，太平天國全部退出了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