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景德鎮戰事已經結束，湖口九江的危險已經解除，曾國藩暫時已無借口不去四川，便命張運蘭部回援湖南，加入與石達開作戰的行列，而曾國荃部則準備隨他溯長江入川。曾國藩於8月5日離撫州，經南昌北上，準備沿長江西行。王命不得不從，但曾國藩的心裏實在不願去四川。不願去的根本原因，是鹹豐帝隻讓他打仗，不給他地方實權。在曾國藩的心裏，覺得這實在是又讓馬兒跑得好，又叫馬兒不吃草。他給知心朋友劉蓉的信中，把沒有地方實權的處境比做作客：“蜀中本大有可為之邦，惟國藩倦遊已久，深憚作客之難；作客於無賊之區、周旋於素不相知之主人則尤難。”在給左宗棠的信中也說：“凡治事公則權勢，私則情誼，二者必須居一”。特別是又聽說川省大員在奏折中有“必不專俟曾某來此，致誤事機”的話，他就更不願為四川之行了。留下來進攻安徽的太平軍就不同了，雖然對手陳玉成英勇善戰，雖然也沒有地方實權，但是湖北有胡林翼的照顧，湖南有做幕僚的左宗棠和巡撫駱秉章幫忙，與江西巡撫耆齡的關係也比過去的江西巡撫好多了，這些條件，都強過到不熟悉的四川“作客”。所以，雖然也有左宗棠、郭燾、李續宜等幾個朋友主張曾國藩到天府之國大幹一場，可以緩解湘軍的財政困難，但曾國藩還是拿定主意，隻要能夠不去，就盡量不去。怎麼辦呢？胡林翼又想到了那草包總督官文。這次曾國藩的運氣不錯，湖南方麵，石達開久攻寶慶不下，兵雖多卻無鬥誌，糧草奇缺，湘軍援兵則陸續增加，隻好撤圍退向太平天國的發源地廣西。石達開既離湖南，入川警報暫時解除，曾國藩不去四川就有了好的借口。恰好在安徽北部對抗太平軍的安徽巡撫翁同書新敗，鹹豐帝最怕的是太平軍向北發展，威脅他的北京老窩，而此時太平軍已經常常和皖豫之間的撚軍合作，如果兩者合軍北上，那可大大的不妙，於是官文的請求曾國藩攻皖的奏折一上，鹹豐帝馬上發下上諭，說如果四川確實沒有危險，便可調來前一段增援湖南的各支軍隊，準備圖皖。9月7日，曾國藩座船抵湖北黃州，胡林翼正駐守此地，兩人連續密談八天之後，曾國藩才又沿長江緩緩上行。9月6日，曾國藩在武昌以東的陽邏接到他期盼的命其不必援川的上諭。曾國藩從容到武昌，與官文商議一番之後，又再揚帆而東，奔向新的戰場。
五、兵分四路，“辦竊號之賊”
既然圖皖，就要籌劃一個總的戰略方針。當時在太平天國的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有清軍將領與之作戰，這些清軍將領，有的還算會打仗，有的隻是草包一個。無論會打仗不會打仗，這些將領大多隻顧自己這一塊地方，若稍為吃緊，便馬上向朝廷告急。比較起這些清軍將領來，除了以全新的製度創建一支軍隊外，曾國藩的最大優點，便是善於規劃全局。這一點，不僅是當時清軍其它將領所不及，便是朝廷中也絕沒有他這樣的戰略家。
曾國藩於1859年11月11日上奏鹹豐，他告訴這位隻有二十九歲、根本沒有軍事經驗，隻知道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年輕皇帝：“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所謂竊號之賊，是指建立了政權，有根據地，政治綱領明確，以推翻現政權為目的的造反者；所謂流賊是指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目的，缺少穩定的根據地，經常避實擊虛、流動作戰的造反者。對付這兩種造反者，所用的方法應該是不同的：“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巢。”現在，“洪秀全居金陵，陳玉成據安慶，私立正朔，偽稱王侯，竊號之賊也”；石達開就不同了，石達開由浙江而福建，走江西、奔湖南，處處受挫，再回廣西，已在“流賊”之象，難成大氣候。皖、豫之間的撚軍，雖然相當活躍，但是股數眾多，分合無定，也屬“流賊”一類。現在最為要害的，是占金陵稱王的洪秀全。自從太平天國洪、楊內訌，其勢力已大大下降，隻是陳玉成往來江北，與撚軍聯合，在廬州（今合肥）、浦口、三河等處多次擊敗朝廷的軍隊，占有安徽，金陵的糧餉不能斷絕。要想把各路造反者鎮壓下去，首先要攻破金陵，消滅洪秀全，而後才可以分兵剿滅其它造反者。要進攻金陵，必先駐重兵於金陵西北的安徽滁州和金陵西南長江北岸的和州（今和縣），隔斷從蕪湖到金陵的糧道，去掉金陵的屏障。但是若駐兵滁州、和州兩處，必須先得安慶，攻破陳玉成的根據地。安慶是陳玉成的根本，進取安慶是攻敵所必救，這樣可以迫使陳玉成進行戰略決戰，利用湘軍善打陣地戰的長處，消滅陳玉成的有生力量。因此，進攻安慶就成了與太平天國作戰的關鍵所在。進攻安慶確實是擊中太平天國要害的一著棋，後來太平天國敗滅以後，洪仁秈在自述中就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誠實為天京之瑣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複守矣。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這從反麵可以證實曾國藩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
曾國藩和與胡林翼籌劃四路進兵安徽，由南往北依次是：第一路由宿鬆、石牌直攻安慶，曾國藩擔任，實際主力是曾國荃所部，因曾國荃攻占景德鎮後又回老家，暫無統將；第二路由太湖、潛山取桐城，多隆阿、鮑超擔任；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胡林翼擔任；第四路向北繞河南的商城、固始取廬州，由尚在湖南的李續宜部擔任。之所以有北繞的第四路，是因為在淮北督辦軍務的署漕運總督袁甲三擔心淮北的勝保、翁同書等兵力單薄，若湘軍在西路大舉進攻，可能導致陳玉成聯合撚軍向北突圍，勝保等無法抵禦，故上奏清廷請往北分一軍。因為兵力有些不敷分配，曾國藩和胡林翼本不願向北繞路進攻，但皇命難違。不過，曾國藩在奏報中還是安慰鹹豐帝說，此次進攻重點，一是安慶，一是廬州，如確能圍攻兩處，兼及旁縣，陳玉成備多力分，不但不敢北向攻山東、河南，也不敢東攻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也。”曾國藩這份奏折很有名，他的計劃充分吸取了李續賓孤軍深入致敗的教訓，又可水陸互相支援，保證戰爭的勝利。以後湘軍就是按這個方略進攻安慶的，雖然在具體戰鬥時有所變通。這裏麵隻有第四路曾國藩很勉強，他認為湘軍對淮北地方、人情都不熟，作戰困難。他在家書中說，“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困難必多。
這四路，曾國藩分析，是第二，第四兩路最為吃重。第四路李續宜尚可獨立支撐，第二路為陳玉成所必爭，勢必苦戰不休，多隆阿、鮑超又有些不和，緊急之時，恐怕難以支持。為此，他致函左宗棠，請撥在湖南的蕭啟江部來助戰，但廣西巡撫曹澍鍾卻一再挽留蕭軍抵敵石達開，當蕭啟江能夠從湖南抽身來皖時，太湖之戰已經結束，曾國藩便從鹹豐帝令讓蕭部赴四川。兵力既然不足，所以後來第四路實際上並沒有實現。
六、初戰太湖，進圍安慶
計劃既定，便開始行動。1859年11月18日，曾國藩從駐地湖北巴河拔營，從陰曆十一月初起，曾國藩黎明即出去巡視營牆，天天如此，一直到次年陰曆二月初，也就是太湖大戰結束以後，又居然學會了騎馬。11月26日曾國藩進抵湖北黃梅，12月6日又進抵安徽宿鬆。胡林翼則從黃州出發，於1860年1月10日進抵湖北和安徽交界的英山。
曾國藩的前麵，是太湖。名義上，曾國藩這一路是走石牌，然後攻安慶，但實際上，必須先攻占太湖（地在安徽的長江之北，不是江蘇太湖）才能繼續進兵。因為太湖擋著由湖北進兵安慶的孔道，所以是個雙方必爭之地。此時太湖城內有太平軍一萬人堅守，多隆阿、鮑超圍攻差不多已有一年。曾國藩知道，太湖城內的太平軍不足懼，懼的是陳玉成率大軍來援。然而這時候，曾國藩和胡林翼發生了一點分歧。在太湖一路，有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四支軍隊，各不相下。按曾國藩的想法，進兵安徽的四路，第一路由曾國藩自己指揮，第三、第四兩路胡林翼指揮，第二路則由曾、胡兩人共同指揮。但胡林翼以為前線軍情瞬息萬變，應當就近有個統一指揮。按照官階，多隆阿是副都統，官最高，又是所謂天子之使，應由多隆阿指揮。曾國藩這時還不了解多隆阿的軍事才能，老大不願意，鮑超等人也不願受多隆阿節製，且鮑超原已與多隆阿有些矛盾。雙方爭論了幾次，礙著胡林翼的麵子，曾國藩、鮑超勉強認同多隆阿的指揮。多隆阿字禮堂，是滿洲旗人，原隸荊州將軍都興阿部下，因都興阿病重無法打仗，回荊州將軍任，其所部由多隆阿統帶。多隆阿剽悍敢戰，但輕視漢人，連曾國藩都心存輕視，更不用說其它湘軍將領了。多隆阿既受命指揮，便改變戰術，命鮑超到太湖和潛山中間的小池驛駐紮，他自己到鮑超西南的新倉駐紮，又命蔣凝學駐兩軍之間的龍家涼亭，隻留唐訓方三千四百人圍攻太湖。多隆阿的想法，是在太湖的外圍打援兵，但因兵力不足，各軍相距太遠，極易被太平軍分割包圍，所以是一著險棋。因為鮑超所部突出、孤立，所以最易受打擊的是鮑超的軍隊，而且圍越的軍隊太少，如果城內太平軍趁勢衝出，與來援的太平軍前後夾擊鮑超，那鮑超甚至有全軍覆沒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