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戶調之式”複除令的內容來看，其所規定的是各級官僚具有占田、蔭族及蔭客的特權，受庇蔭者得以免除官役。這裏，“蔭”是依官品而定，而非區分士庶而蔭。其中所謂“士人”是指入“士籍”者，與士族不是同一概念。士人中固多士族地主出身者，但並不全係士族地主出身。而且，士族地主出身者，也不一定都可得為“士人”。推測西晉戶調之式中所講的“士人”，多半應是已故官僚後裔與隱逸名士後裔或前資官吏。可見，這裏“占田”、“蔭親屬”、“蔭客”並非士族地主的特權，而是品官的特權。根據官品，庶族品官也當然享有蔭親屬的特權。反之，世家大族中那些未能入仕列入“士籍”者同樣不能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這也就是說，就品官蔭親屬這一特權而言，隻有官民之別，並無士庶之別。正如唐長孺先生所言：“根據戶調式，姑不論業已上升到高官的寒人（以軍功起家的曆代都有），就是剛沾上一官半職的寒人也得以蔭及期親。如果單從按品蔭族來看，隻能證明西晉所重在當代官職，不能說明士族特權。”在經濟狀況上，士庶之間亦無絕對界限。貴者未必皆富，士族中也多貧乏之例。例如：北地泥陽人傅玄，祖燮，漢朝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而傅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丹陽句容人葛洪，祖係，吳大鴻臚，父悌，邵陵太守，葛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譙國龍亢人桓彝，漢桓榮九世孫，父顥，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沛國相人劉惔，祖父宏為光祿勳，從祖粹為侍中，從祖潢為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
而劉惔，“家貧，織芒？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後來仕至丹楊尹；北地靈州人傅隆，高祖鹹，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而傅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至四十歲，始為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城陽營陵人王裒，祖脩，有名魏世，父儀，為文帝司馬，而裒因父死非命，示不臣朝廷，“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高密淳於人徐苗，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祖邵，魏尚書郎，苗“少家貧，晝執鋤耒，夜則吟誦”，後為儒宗，郡察孝廉，州辟從事等並不就；南鄉範縝，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琚之，中書郎，父早卒，“少孤貧”，官至中書郎、國子博士。這些士族子弟日後或隱或顯，暫且不論。但從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他們並不富裕。上述這些士族子弟中，有許多人當其貧困之時，其經濟地位同於一般平民百姓，還算不上是什麼“地主”。
同樣，庶族亦有“宗族富盛”者。如襄陽人習鑿齒，父祖無聞。“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雁門人莫含，“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庶族同樣具有經濟方麵的家族、宗族功能。如：任城樊人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魏舒對策升第，入尚書郎，官至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平原高唐人劉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河內懷人山濤，“初，濤布衣家貧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高平金鄉人郗鑒，“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複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
總之，在經濟特權、經濟狀況及家族、宗族經濟功能方麵，都很難將士族與庶族截然區分開。
文化傳統上
西漢末年，以儒為業讀經的士人越來越多，且子承父業，使文化具有家族世襲化的特點。如：漢代魯國鄒人韋賢，“篤誌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以讀經而身居丞相之位。他的四子承襲父業，其中少子玄成，“複以明經曆位至丞相”。次子弘之子賞，明《詩》，哀帝時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至東漢韋賞子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位至大鴻臚。故鄒魯有“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的時諺。汝南袁氏，袁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子袁安，少傳良學，後世代傳《易》，袁氏“四世三公”。弘農楊氏，楊敞，漢昭帝時為丞相，子楊竇，“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孫楊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鬱，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其子孫世代通《尚書》，楊氏仕至“四世五公”等等。這樣，累世經學的家族往往成了累世公卿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