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也不大可能給予士族在政治、經濟上太多特權。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的“士庶天隔”隻是文人誇張的說法，很多情況下士庶之間並無嚴格區分。士庶之別更多表現在士族具有文化優勢上。也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所謂士族者，其初並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惟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總之，士族地主在人數上僅占地主階級總人數的一小部分，在整個社會的總人口中更是極少數。以對士族的研究代替對整個社會家族、宗族關係的研究，顯然不可取。實際上，庶族的家族、宗族活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很大。
三、士族與家族、宗族的性質區分
徐揚傑等學者將“世家大族式家族製度”、“士族宗族製”等作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家族製度的主要特征，忽視了庶族家族、宗族關係的存在，實際上是將“士族”等同於“家族”、“宗族”，使其全族仕宦化；馮爾康等學者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宗族分為皇族宗族、士族宗族和平民宗族三種類型，雖較前者全麵一些，但也不科學，因為，無論是替代研究，還是分類研究，都存在士族與家族、宗族性質相混淆的問題。
我們知道，家族、宗族是血緣共同體，是由若幹具有血緣關係的家庭組成。家族、宗族間這種血緣關係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的貧富貴賤而改變。一般情況下，構成家族、宗族的各個家庭貧富貴賤不等，他們應分別屬於社會不同的階層。在家族、宗族中，有些家庭累世為宦，應屬於士族範疇；有的僅一二世仕宦，且官品不高，隻能算庶族官宦家庭；有的家庭世代為農，完全與官宦無緣，即屬平民家庭。在社會中整個家族、宗族都是士族官僚家庭的情況應該極為罕見，甚至完全不存在。我們以附錄一趙郡李楷後裔世係關係表為例進行個案研究。趙郡李恢，“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其中李機，“位國子博士”；李機子李楷，“位書侍禦史，家於平棘南”；李楷有男子緣人：輯、晃、癈、勁、叡，其中李輯，“位高密郡守”，李晃，位鎮南府長史，李勁，位書侍禦史，李叡，位高平太守，而李癈仕否未載，子孫無聞。其後，李輯二子李慎、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顯然，李慎、李敦及子孫未宦；李晃子李義，“位司空長史”，孫李吉，東宮舍人，曾孫李聰，“尚書郎”，玄孫李真，“魏中書侍郎”，李真子李紹宗，“殷州別駕”，孫李義深，官至“散騎常侍”，曾孫、玄孫均有仕宦；李勁有源子：盛、敏、隆、喜，其中李盛，“位中書郎”，子孫並仕，李隆，“位阜城令”，子孫後世並顯，而李敏、李喜兩支仕宦無聞；李叡圓子：李充無聞，李勗，“位頓丘太守”，李勗子李頤，趙郡太守；李頤猿子勰、係、曾，均仕魏，子孫並盛。李曾子李孝伯，仕至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四子：元顯遇害，安人無子爵除，安上早卒，豹子未得襲爵，其後世未顯。
可見，李楷屬於士族範圍，李氏家族、宗族後裔各房支中如李輯、李晃、李勁、李叡、李義、李盛、李隆、李勗、李勰、李係、李曾等均仕宦當朝，子孫並顯，也應屬於“士族”範疇；而李癈、李慎、李敦、李敏、李喜、李充等因仕宦未顯，子孫未聞，就很難說也屬於“士族”的範疇。李慎、李敦等人皆名見史傳，因而附錄一尚能列出其名而不詳其後裔情況。除此之外，肯定還有許多名不見史傳者，因而附錄未能列出其世係。據趙郡李楷後裔世係表，李晃至李真、李隆至李煥，都是一脈單傳，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就很可疑。如果不是一脈單傳，那就意味著其間必有遺漏，而被遺漏者，多數應是沒有顯宦，或者不曾入仕。
由此可見，士族與家族、宗族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概念。前者具有政治性，後者屬血緣性；前者內部有高低貴賤之分，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後者的血緣關係是客觀存在的，是自然形成的血緣共同體。因此，將家族、宗族賦予特定的政治性和階級性，根據血緣標準對家族、宗族進行階級、階層劃分，並分別冠以“士族宗族”和“寒門宗族”之名的做法是不科學的。也就是說，家族、宗族內部貧富貴賤都有，亦即包含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不同階級、階層的人對家族、宗族關係的利用關係或依賴關係是不一樣的。家族、宗族不是劃分階級、階層的單位，不能把某個家族、宗族整體劃入某個階級或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