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義達特別補充一點，除了姓氏的父係傳遞，中國人還存在改姓現象，包括入贅婚姻、隨母姓、避難改姓、少數民族改漢姓等，但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什麼情況下改的姓，從第二代起仍以父係方式傳遞。這種改姓現象被稱為姓氏的突變，突變後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係遺傳的功能。即使在當代，人口流動較多，但就整體而言，中國廣大農村同姓聚居的習俗變化不大，加上婚姻半徑較小的特點，同姓人仍可以認為是某種程度隔離的Y染色體群體。
“姓氏基因”研究顯露大量異常生動的生命遺傳信息
大量在今天看來異常生動的生命信息也從“姓氏基因”的研究中顯露出來。袁義達發現，宋、明、當代三個曆史時期的姓氏分布曲線雖然吻合一致，但也有細微變化，如明朝7大最常見姓氏占人口的比率比宋朝和當代都低 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時期中國人口曾經大幅度降低過。
又如，曆史人口數據表明，由於連年戰爭和屠殺，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區的人口急劇減少，而浙江、、、湖北一帶的人口卻相對有所增加。姓氏分布記錄與此吻合，北方地區主要姓氏王、李、張、劉和楊占人口的總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當代的都低1個百分點，尤其趙姓的比率降低了4個百分點，趙姓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衝擊。而浙江和江西地區的第一大姓陳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當代增加了1個百分點，成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國人口已達4億，南北人口比重趨於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複和超過了宋朝時期相應姓氏的比率。
“姓氏基因”研究還表明，同是漢族姓氏，卻可從血緣上分成兩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嶺為界，南北兩地漢族血緣差異頗大，甚至比南北兩地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異還要大。這從遺傳學角度證明了漢族隻是文化上而並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整個漢族是在與少數民族的逐漸交融中形成的。
袁義達通過研究掌握了中國人姓氏的分布密度和大致規律。他自編軟件，製作了100個大姓分布的彩色圖譜，每個姓氏在全國的分布區域、在當地人口中的比例一目了然。他發現的另一個重要現象是，宋、明、當代三個曆史時期人口分布呈現一個共同特征，即僅占姓氏總量不足5％的100個常見姓氏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總量95％以上的非常見姓氏僅代表不足15％的人口，這表明，研究中國人起源和曆史離不開這100個常見姓氏的源流和史跡，它們決定著中國曆史上人口遷移和地域人群間親緣關係的程度，而非常見姓氏人群更表現出地域特色和相對隔離的現象。
“姓氏基因”研究蘊含不凡的價值和前景
人們很關心的一個話題是，“姓氏基因”研究成果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袁義達告訴記者，“姓氏基因”研究與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關，有望找出疾病分布與人群的關係，可使疾病診斷少走彎路。此前已有研究表明，一個人所患疾病與其遺傳基因有著或多或少的聯係，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發易感人群。人們觀察到，患同一種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種藥，療效卻迥然不同。有專家據此提出藥物也有“百家姓”的觀點，“姓氏基因”研究可為這個領域的研究提供線索。
“姓氏基因”還與長壽問題研究有關。有調查表明，、廣西等地長壽人口較多，同時該地區循環係統疾病、腫瘤發病率相對較低。如果從姓氏入手，找出這些地區的大姓如“葉”、“黃”等人群進行研究，有可能會找到長壽、免疫力與某一姓氏遺傳之間的關係。
“姓氏基因”研究還有益於劃分同姓人群，幫助百姓尋根問祖。中國民間流行以修家譜來明示家族關係，如果掌握了姓氏與基因的關係，查一查基因就可以辨別同姓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脈。袁義達介紹，前不久他們在山西郊進行了這方麵的研究，發現了很有意義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