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看了一眼奕訢，隻見他鐵青著臉，緊閉著嘴唇不做聲。李鴻章知道奕訢心裏既憤恨又痛苦，他很可能在恨恨地默罵自己的七弟是在拿天下的銀子討好太後，以保障他醇王府裏的天子龍椅能坐得安穩無憂。
“沒想到，歸了政太後住到園子裏後，園工不但沒有結束，反而更紅火了。善慶給醇王、慶王出主意，說外麵有傳言海軍衙門的銀子都用到園子裏去了，不如幹脆將兩樁事合為一樁事辦，倒可以堵好事者之口。慶王問如何合法。善慶說，園子裏有一個現成的湖，我們將它再拓寬挖深，湖麵遼闊，太後必定歡喜。這是園工的事。然後利用這個大湖來做海軍的演習場所，在湖邊建一所海軍操練學堂，將天津的水師學堂移一部分到這裏來。善慶的話還未說完，慶王便拍起手掌來，笑道，這個主意好極了，我們幹脆將操練學堂的牌子掛在園子大門口去，對外就說擴湖是為了操練海軍，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了。湖上再架座橋，好讓太後散心；山上再建個喇嘛廟，好讓太後參拜。醇王對這個設想也很滿意。當時老臣正在天津，未參加這個會議。事後，曾紀澤寫信告訴我，他對善慶這個餿主意極為反感：園子裏挖個池塘出來能練海軍嗎？這不存心讓外國人笑話我們太無知了？善慶正因得到醇王、慶王的誇獎而飄飄欲仙，哪裏聽得進曾紀澤的話，反倒譏諷他，說有意見為什麼不在會議上提，你有膽就直接跟醇王、慶王去說。曾紀澤為人膽小謹慎，他心裏不願意又不敢說，怕醇王慶王不喜歡，更怕惱了太後。受善慶這一搶白，於是內火上來，一憂成病。據曾家的人說，曾紀澤後來早逝，就因為慪了善慶的氣。”
奕訢冷冷地插話：“難怪善慶這人不得好報，外放福州將軍，第二年便掉到閩江裏淹死了。”
李鴻章“嘿嘿”幹笑了兩聲後，接著說：“這個主意一采納，園子裏的工程就更熱火朝天地興建起來，規模更宏闊，新的建築更多，一直到現在都還沒完工。每年海軍的協款大半部分調去園工都還不夠。那年醇王又對我說，園子的銀子不夠了，總不能半途而廢吧。太後六十萬壽日也一天天逼近，再怎麼說，也要在慶典前把園子弄得基本上像個樣子。你身為天下督撫之首，還得請你出個麵，給各省督撫寫封密函，幹脆跟他們講明白：要他們盡快向海軍衙門捐款，多多益善，正款辦海軍，息銀給園工，算是他們對太後的孝敬。我也不便反對，隻好照辦。半年期間，又撈得七八百萬兩銀子。結果，連息帶正款，全部都花在園子裏了。我原先總以為挪海軍銀子去辦園工，純是因為醇王為感激太後的緣故，雖不妥當，但畢竟用心正大。後來我才知道，內務府在這裏麵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要借此撈銀子。有這股力量在後麵，我李鴻章是決無能力抗拒的，便隻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順其自然了。”
奕訢自嘲地說：“算是被你看出來了。這也是有人竭力倡議修園子的重要原因。我一再阻攔，斷了他們的財路，所以才有甲申年的天怨人怒。”
內務府職掌內廷事務。宮中一切事，舉凡吃飯、穿衣、營造修繕、婚喪喜慶以及執事人員的賞罰升降等等，全部由內務府管理。晚清的內務府，是全國最大的腐敗衙門，賣官鬻爵，貪汙中飽，敲詐勒索，瞞上欺下，什麼齷齪無恥的事都敢作敢為。他們仗著老佛爺這把大紅傘的遮蓋，外官縱有衝天怨氣，也拿他們無可奈何。內務府斂取錢財的門路盡管很多，但最保險、獲利最多的一條路則是營造修繕。宮中辦工程三七開由來已久，大家見怪不怪，沒有人會出來舉報其間的中飽情事。內務府樂意興建土木，其源蓋出於此。
“就這樣，八九年間，海軍衙門三千多萬兩銀子，至少有兩千萬兩流失了，這流失的銀子，多半進了內務府上下裏外人的腰包，少半用在園工上，買船買炮的錢就再也沒有了。翁同龢接替閻敬銘掌戶部後更是明文宣布，北洋艦隊十五年內不能增加一艘兵船。翁老三處處與我作對，他是公報私仇。害我李鴻章是小事，害了國家才是大事，翁老三真是罪不容誅！”
李鴻章向奕訢敘說這些年來的海軍衙門的事，有對善慶的譴責，對奕劻的不滿，甚至連醇王、太後也頗有微辭。但都沒有情緒化，惟獨說起翁同龢來，便氣忿忿的，仿佛要把海戰失敗的責任都推在翁同龢一人身上似的。這是因為翁家與李鴻章有一段很深的陳年過節。
那還是同治元年的時候，翁同龢的大哥同書還在安徽做巡撫。安徽那時正是所謂的四戰之地，湘軍與太平軍、撚軍在這裏展開激烈的角逐。翁同書不諳軍事，先是丟掉了臨時省垣定遠，後又因處理苗沛霖一事不當釀成大亂，丟失壽州。兩江總督曾國藩對翁同書極為憤恨，遂不顧翁家的顯赫地位，予以參劾，吩咐幕府文案起草奏稿。文案擬了幾稿，曾國藩都不滿意，最後讓李鴻章擬。李擬的奏稿甚得曾的滿意，其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句最得曾的賞識，稱李深得做文章的“辣”字訣。果然，兩宮太後得了曾國藩的參奏後，不能因翁心存身為大學士、三朝元老而寬恕他的兒子，翁同書被定為“斬監候”。翁家因此而大亂，古稀之年的翁心存又急又恨，終於一病不起，當年冬天去世。翁同龢與他的二兄翁同爵為營救大哥上下奔走，好容易才保住翁同書一條命，卻又被充軍新疆。這件事讓翁同龢一生死死牢記，並因此對曾國藩和李鴻章存下永遠不可化除的深仇。
翁、李之間這段過節，奕訢知道，但說翁對李是公報私仇卻有失偏頗，遂有意淡化。“翁同龢掌戶部，雖不如閻敬銘那樣會理財，但他也有一個長處，會省儉。他不僅壓北洋艦隊的銀子，各省各部向戶部要銀子，他的態度是一樣的，能免就免，能省就省，實在不能免省的，他也要削減一半甚至到六成，要人家節儉著去辦。為此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都罵他鐵公雞。對於園工，我知道他也是不同意的，隻是拗不過老七罷了。”
奕訢說的也是事實，李鴻章不再在這點上糾纏。“翁同龢既然不給北洋艦隊買船，他就應該知道我們海戰的實力並不強大，但他又一個勁地鼓吹打仗。據說皇上這次下的宣戰令，就是受翁同龢的鼓動緣故，太後其實還是主張持重的。虛驕浮躁，嘩眾取寵，身為帝師而走清流一路，我最是討厭。”
李鴻章的這番話引起了奕訢的同感：是的，海戰的失敗，翁同龢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估計李鴻章還會將翁同龢罵下去，遂將話題扭正：“李中堂，還是回到我一開始的話題上。你說說，北洋艦隊目前還有多大的實力，我們與日本這場戰爭的前景到底會如何？”
李鴻章沉默片刻後說：“大東溝一戰，北洋艦隊損失慘重，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沉沒海底，這五隻鐵艦，已不複存在。來遠、靖遠、定遠受傷嚴重，另有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南、鎮中六艘各受傷程度不等，現已經修複，全部開回威海衛港，加上大東溝未出戰之威遠、康濟，共尚有兵艦十一艘，另有蚊炮艇六艘，合起來十七艘戰船，再加上魚雷艇十二艘，若艦炮得力，士氣高昂，尚可一戰，隻是……”
李鴻章稍停一會，才接著說：“大部分鐵艦雖經修複，但威力大減，經此挫折，從將官到士兵情緒低落，估計短期內難以出海作戰。”
“喔——”奕訢拖著聲音，下意識地點點頭，兩隻不大的眼睛盯著李鴻章問：“依你的看法，跟日本這場仗是繼續打下去呢，還是盡早坐下來談和呢？”
這是一個絕大的難題！要說繼續打下去，北洋艦隊的情況剛才已經說了，短期內簡直無戰鬥力。有情報說，日本的陸軍大將山縣有朋正在調兵遣將，麇集朝鮮，擬過鴨綠江，進犯中國遼東。從平壤失守的情況來看，駐守在遼東的中國陸軍也決不是日軍的對手。打下去，中國隻會失敗得更慘，損失更大，然則能言“和談”嗎？李鴻章想起這二個字，胸膛裏便仿佛有一股冷氣灌進似的。
從北宋末年以降，中國的士大夫在對外交戰中就十分忌諱“和談”二字。七百餘年來，有一種觀念在士人之間約定俗成：誰主和，誰就是懦夫、膽小鬼，甚至是賣國賊；誰主戰，誰就是勇士、英雄、愛國者。所以，一旦國遇外患，總是主戰呼聲一浪蓋過一浪，調子一個比一個唱得高，尤其是那些清流們，他們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己既沒有辦事的實際經曆，又知道真的打起仗來，也不會上前線親冒矢石，倘若出了什麼事，他們也不負任何責任。於是，他們主戰的喊聲比誰都響亮，以此博得國人的讚賞，同時也借以打擊那些真正做實事但又與他們有衝突的人。作為多年來眾矢之的的李鴻章，早已看透了清流的這一套伎倆，對之深惡痛絕，但他又無可奈何。七百餘年來積習而成的國情，你一人能改變得了嗎？百無辦法的時候，他也隻能繞著躲著。而今，他苦心經營二十多年、耗費國家數以千萬計銀兩的北洋艦隊慘敗於敵手，他的聲望已降到了一生的最低點，他再提出“和談”一事，豈不招致更大的舉國唾罵嗎？何況，宣戰諭旨是皇上經太後同意頒發的，他李鴻章能唱反調嗎？即便在恭王這樣相交四十年的上司麵前，李鴻章也不敢冒這個天下之大不韙，隻得硬著心說：“戰與和，這是國家的頭等大事，老臣已疲憊昏憒，這事得由王爺與太後、皇上來決定。”
恭王知道李鴻章的難處，不過，他已從李的神色中探到幾分底細，遂不勉強。看看已到中午，便中止談話，請李鴻章吃午飯。飯後李鴻章告辭回賢良祠，奕訢也不挽留。他必須好好午睡一下，下午四點鍾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