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何處理好打造獨立品牌和加強區域合作的關係。筆者對SNG非常感興趣的一點在於，通過SNG，強勢頻道和強勢品牌節目以及區域之間的合作關係如何構建？就這個問題而言，中國電視中的省級衛視、央視和地方台確實存在競爭關係，但是，另一方麵也存在優勢互補，也有利益一致的方麵，這是一個可以開展合作的良好基礎。通過這種合作，各地的強勢電視媒體就可能在建造區域品牌、進行區域品牌合作方麵開創出一個很好的路子，從而促進媒體的發展和資源的整合。
第四，通過SNG發揮電視媒體的優勢，促進電視媒體和其他媒體合作的問題。這裏的合作包括跟廣播以及平麵媒體的合作，SNG可以使電視媒體在與其他媒體的合作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從而提高自身的影響力和媒介品質。
第五，SNG技術手段日益豐富和技術操作日益簡化之間的關係。一方麵SNG在技術手段上可能越來越豐富和細膩，另一方麵在操作上可能越來越簡單，設備可能越來越便攜。這些因素對於日常節目的製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都是我們在實際使用中需要加以思考的問題。
第六，在SNG的實際使用中，最關鍵的問題還是要回到筆者經常說的那句話，即“內容為王”。對於SNG來說，什麼樣的內容可以為王？運用SNG進行報道的內容維持什麼樣的標準才能為王？在目前我們可以選擇的空間裏，除了民生的、社會性的內容之外，似乎空間不多。但是，我們將來選擇的趨勢可能是向硬性、重要性、重大性、突發性方向發展，這樣做也許很難，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壓力和風險。但是如果最終要提升電視的關注度、影響力以及電視對公眾的吸引力，就必須在貼近受眾和貼近生活的同時，還要想辦法使新聞的選題和內容越來越硬化，讓更重要、更重大的選題和內容進入我們的視野。如果電視媒體一年沒有幾次使用SNG係統傳播重大內容的記錄，使用SNG進行報道可能就會陷入為形式而形式的泥潭之中。
（本文與顧亞奇合作，發表於《今傳媒》2005年12月下半月刊）
人文紀錄片的“熱”和“冷”
2006年七八月間，中央一套和四套分別在黃金時間隆重推出了33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再說長江》，引發了不少專業人士和萬千電視觀眾對此類人文紀錄片的熱烈關注。這部大型電視紀錄片連同2005年歲末推出的《故宮》、《新絲綢之路》一起，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一股電視熒屏上人文紀錄片創作與製作的熱潮。這樣的熱潮似乎已有多年未曾出現，因為人們很久沒有在電視熒屏上觀賞到如此規模和品質的人文紀錄片了。
回首中國電視人文紀錄片的創作曆程，我們可以發現曾經湧動過兩次大的熱潮。一次熱潮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由《絲綢之路》開啟，到《話說長江》、《話說運河》達到高潮，其中《話說長江》創造了高達40％的收視奇跡。這次人文紀錄片創作和播出的熱潮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後期的《河殤》和《讓曆史告訴未來》。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望長城》的播出又開啟了中國人文紀錄片的第二次熱潮。《望長城》以其同期聲、長鏡頭等紀實創作手法引發了90年代紀實主義的創作潮流。這股熱潮一直蔓延到此後的《毛澤東》、《鄧小平》、《香港滄桑》等大片的推出。90年代後期至今十年間，中國社會進入全麵的轉型期，電視媒體也日益向著市場化、產業化的方向邁進，電視內容生產的運作載體從節目延伸到欄目，再延伸到頻道，特別是節目播出的欄目化和頻道製的逐漸確立，使得這類規模宏大、製作周期較長、投入成本較高的人文紀錄片在創作、製作上麵臨著相當尷尬的處境，不論是電視媒體的成本核算，播出平台的安排，還是創作隊伍的儲備……這些都是人文紀錄片的發育和生長所要麵臨的難題；而社會文化生活的多樣化選擇和觀眾對電視日益娛樂化的審美心態，更使得這類大片的生存環境、收視環境不容樂觀。在這種大氣候背景下，從《故宮》到《再說長江》的隆重推出，可以說掀起了人文紀錄片創作的又一次熱潮。這次熱潮和前兩次相比，其意義和價值同樣不可低估，因為它為今天和未來人文紀錄片的生存發展帶來的啟示或許更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