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別唱這個調子
戰爭的心理就是狂熱與瘋狂，但黑塞在戰爭中卻始終保持著冷靜與理智。他的立場很堅定，那就是反對沙文主義，抵製野蠻，捍衛和平。他自己不為戰爭搖唇鼓舌，看到同行們用筆為戰爭服務心裏很難過，他要抗議，這是他的職責，也是一個正直作家的必然之舉：不，我絕不能分享這個偉大時代的快樂，於是我從戰爭一開始就飽嚐苦惱，數年來我絕望地抵禦著顯然來自外界、降自上天的不幸，而這時我周圍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對於這同一種不幸卻好像充滿了愉快的狂熱。我讀著作家們寫的報刊評論、教授們寫的號召書以及著名詩人們在書房裏炮製的戰爭詩篇，他們都為戰爭祝福，這使我變得更為痛苦了。
黑塞無法忍受這種痛苦，他要站出來唱唱反調了。難道他不知道獨唱反調會觸犯眾怒嗎？他知道得很清楚。可在大是大非麵前他哪能顧及這個？他曾說過，作家有一把尺，這把尺就是良知，“作家的良知是作家唯一須遵循的法則，違背這個法則將有害於他及他的創作。”正是這種作為作家的正義感和作為人的良知不可能讓他沉默，於是他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政論、公開信和呼籲書，如《致國務大臣的信》，《戰爭與和平》等。戰爭爆發的當年，黑塞就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了《朋友們，別唱這個調子！》的反戰文章。這是席勒的詩《歡樂頌》裏的名句，後來貝多芬將其用在交響樂中。黑塞借用席勒的名句來反對極端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提出了“愛高於恨，理解高於憤怒，和平貴於戰爭”的主張。他呼籲各參戰國的作家們保持理智，不要用筆為戰爭搖旗呐喊。哪知這篇不露鋒芒的批評文章竟在德國掀起一陣軒然大波，黑塞因反戰的理智立場而賈禍。除了兩個朋友敢公開站出來支持黑塞外，其他朋友都與他斷了交，背離他，攻擊他。一時間“叛徒”的帽子向黑塞飛來，誹謗的匿名信紛紛寄來。德國二十多家報刊開始圍攻他，把他罵作“賣國賊”，稱他是“沒有祖國的家夥”，是“信念流氓”。出版商也中斷了與他合作的關係，聲稱“一個具有如此卑鄙意識的作家”他們完全不需要。更可怕的是，黑塞的個人生活也受到了嚴密監控，他被竊聽，被監視，被偵查。戰爭不僅在用槍炮進行，也用語言文字。黑塞雖有幸躲避了前線的槍林彈雨，卻被文字織成的密集炮彈擊得遍體鱗傷，就因為他作為有良知、有正義感、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作家說出了對這場災難的認識，呼籲有識之士不要宣揚仇恨、傳播謊言，也不要讚頌這場人為的災難。
如果說黑塞下決心要成為詩人那一刻是他生命的第一個轉折點的話，那麼這次戰爭中的遭遇則構成了黑塞生命中第二個轉折點：從此他開始走通向內心之路。
黑塞雖然因反戰立場在自己的祖國遭到謾罵與圍攻，卻在另外一個國度贏得了一位大作家遙遠的同情與支持，他就是羅曼·羅蘭。黑塞比羅曼·羅蘭小11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屬文學新人，但他那堅定的反對民族沙文主義的態度使他走近了羅曼·羅蘭。黑塞可以忘記當時遭受的一切不幸，卻怎麼也忘記不了接到羅曼·羅蘭來信的那一天。羅蘭在黑塞孤軍作戰、內外交困之際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主動寫信給黑塞表示謝意，因黑塞用手中的筆作武器，不僅拯救了和平，也拯救了歐洲的未來。羅曼·羅蘭還主動拜訪黑塞，給他莫大的鼓舞與安慰，兩人從此結下牢固的友誼，這種友誼一直維係到羅曼·羅蘭謝世。黑塞則把羅曼·羅蘭看作誌同道合者，他“和我一樣反對血腥戰爭與戰爭心理的愚蠢”。“沒有他在身邊，沒有他同誌般的友情，我真不知能否熬過那個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