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過去了。在“老黨”的帶領下，社員們努力發展生產，使金星大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金星大隊的特點是“一多一少”，即果樹多，土地少。後來，北李屯大隊廢棄了一塊地，“老黨”撿了過來，帶著社員們在這塊地上打井、耕作，終於把這塊廢地變成了良田，每畝地不少打糧，但是這塊地上隻能種高粱。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群眾已不滿足於隻吃高粱米飯了，還想吃大米飯。吃大米就得種水稻，地從哪裏來？再依靠別的大隊調撥土地是不可能的了，隻能自己想辦法。困難嚇不倒“老黨”。經過反複調查、思考，“老黨”決定與海爭地。金星大隊離西海岸楊屯大隊海邊有十七八裏地，與海爭地需要用汽車往海邊運石頭、運土、運各種生產資料。這樣，“老黨”自然就想起了當年歐東書記的承諾。他覺得，金星大隊現在有資格向歐東書記要汽車了。
聽了“老黨”講述的這段往事，我深受感動，對“老黨”說：“這個忙我幫定了！”我找到公社書記李誌源，同他商量這件事。他立刻決定向省委打報告，並提出最好要兩台車：公社一台、金星一台。經過公社黨委開會討論，擬出了一份《關於請黃歐東書記批撥汽車的報告》，打印出來後蓋上了公社黨委的公章，派人給歐東書記送去了。報告送出後，我還專門給歐東書記的秘書季江春打了招呼，提醒他注意：這可不是一般的要汽車，這是歐東書記很早就答應過的事情。我請季秘書拿到報告後立刻呈送給歐東書記。
很快，歐東書記接到了報告。他看了金星大隊發展生產的情況後，十分高興，揮筆在報告上批示：“同意撥給兩台解放牌汽車。”消息傳到熊嶽鎮，公社和金星大隊立刻派人到沈陽提車。當嶄新、鋥亮的大解放汽車開到金星大隊時，村裏沸騰了！“老黨”放開嗓門兒大聲說：“社員們！大家都看到這台大解放了吧？這是黃歐東書記批給咱們的。咱們要用這台汽車幹什麼呢？要用它運石頭、運土，在海邊造田、種水稻，讓大家吃上大米飯。以後，當大家端起碗，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時，可別忘了歐東書記啊！”“老黨”話音一落，群眾就歡呼起來：“不能忘！不能忘！”
後來，由於工作調動，我離開了熊嶽。但我心裏卻一直牽掛著“老黨”。
1980年秋，當遼南大地蘋果飄香的時候，我又一次來到了熊嶽。在熊嶽楊屯西海岸的稻田邊，我見到了17年未見麵的“老黨”。那年他已將近80歲了，看上去蒼老了許多，但精神還很好。我們踱步在稻田邊的石壩上。這條又長又寬的石壩仿佛是一條小長城，忠實地守衛著稻田。放眼望去，壩外，海浪滾滾，海鷗翻飛；壩內，稻浪滾滾，一片金黃。看著眼前美麗的景色，我不禁感慨地說：“‘老黨’啊，沒有當年的努力，哪有今天。你的創業精神實在是令人佩服！”“老黨”說：“當年歐東書記不批汽車，我們也‘創’不下這片稻田啊！”我說：“是啊，人車結合，才創造了奇跡。”聽了我的話，“老黨”飽經滄桑的臉上綻出了笑容，笑容中透著滿足，透著幸福。
時光如梭，又是25年過去了。當年的省委書記黃歐東和金星大隊支部書記“老黨”都早已離開了我們。但是，他們之間發生的那段感人的故事，卻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改革開放話仲夷
2008年，《南方周末》報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評選“八大賢”，任仲夷名列其中。諸葛亮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舉任仲夷為“八大賢”之一，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任仲夷，對於遼寧的幹部和群眾並不陌生。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揭批查的關鍵時刻，1978年9月，黨中央任命他為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那時，他就以改革先驅者的麵目出現。
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要文章的第二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兩個凡是”，最早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979年3月，任仲夷大膽為張誌新平反，追認為烈士。人們看到了遼寧的曙光，看到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希望。
任仲夷不但給張誌新和其他冤假錯案平反，而且給“富”字平反。為把鄧小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的講話精神落到實處，1979年11月，中共遼寧省委召開縣委書記會議，任仲夷代表省委正式提出“全省齊動員，為建設富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的口號，他要求各地圍繞“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怎麼樣富”開展大討論。
任仲夷帶頭批判“四人幫”及遼寧代理人“富則修”、“越窮越革命”的謬論。他說：“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由窮變富。過去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搞生產被誣蔑為資本主義，胡說富了要變修，越窮越好，越窮越革命，誰還敢富呢？在他們的幹擾破壞下，結果出現了越革命越窮的奇怪現象，使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大討論，思想大解放，衝破一“左”二怕的精神枷鎖，激發了全省人民致富信心、熱情和積極性。
1980年，大連歌舞團到上海演出。歌唱演員拿著麥克風邊走邊唱。這在當時全國舞台上可是“大姑娘坐轎——頭一回”。上海輿論嘩然，品頭論足，報紙批判這是所謂“港台資產階級腐朽台風”。還上了《內參》。一時間，氣氛有些緊張。大連歌舞團在遼寧，人家上海的報紙都“批評”了。《遼寧日報》怎麼辦？是不是“聞風而動”？總編輯趙阜拿不準，派編輯範敬宜請示任仲夷。任仲夷聽了範敬宜請示彙報，沉思片刻，突然問：“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是怎樣說的？”任仲夷當然知道馬克思根本不會“說”什麼，意在思考如何實事求是處理這件事。範敬宜回答說：“這我可沒聽說過。”任仲夷接著說：“既然‘老祖宗’都沒有講過站著唱是無產階級的，走著唱是資產階級的，叫我怎麼表態呀？”他嚴肅地說：“我認為，共產黨的省委隻管唱什麼，不管站著還是走著唱。我還沒想清楚，為什麼隻有站著唱才是社會主義，走著唱就是資本主義？”任仲夷這些議論未回答《遼寧日報》怎麼辦的問題。範敬宜問：“那我們報紙怎麼辦呢？”任仲夷回答說：“那是你們總編輯考慮的問題。”這件事，過去20多年了，但範敬宜先生記憶猶新。他感慨地說：“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話太‘超前’了，至少十年以後才證明他的見解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實事求是。”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難”就“難”在能不能用馬列主義理論解決和說明實際問題。任仲夷能做到幾十年後看來都是實事求是的舉措，說明他是遠見卓識的馬克思主義者。
1980年，黨中央調任仲夷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黨中央“知人善任”。廣東的改革更為艱巨。任仲夷一到廣東，就提出“生產力標準”問題。人們記得，“四人幫”時大批“唯生產論”，抓生產就是資本主義。任仲夷提“生產力標準”，沒有改革的魄力和勇氣是做不到的。他主持外貿改革、物價改革、投資體製改革等一係列改革，支持蛇口工業區政改。當然，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冒著政治風險的。任仲夷頂住和擊退了詆毀廣東改革的歪風。對工作中的問題，任仲夷“自己作為第一書記，更要承擔領導責任”。對下麵幹部，任仲夷說：“隻要不搞違法亂紀和犯罪活動，工作上還是允許犯錯誤的。對幹勁足、闖勁大的幹部應予鼓勵。”
改革，促進了廣東經濟發展，成為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鐵證。最能說明廣東經濟發展有這樣一個對比：1980年，任仲夷到任時，廣東經濟總量全國排名是第23名；1985年，任仲夷離任時，廣東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1位。這就是“廣東速度”。廣東經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呢？當然，不能都記到任仲夷的賬上，但誰又能否認任仲夷的作用呢？廣東人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任仲夷當然不會同意這一觀點。他說：“不，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沒。”
任仲夷學識淵博，思維敏捷，敢為人先，銳意創新，慧解“和諧社會”便是絕妙一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什麼是“和諧社會”？任仲夷說：“‘和’左邊為‘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要大力發展經濟；‘諧’左邊為‘言’，右邊為‘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解釋得多好啊！中國有13億人口，人人有個“口”。“口”的作用是什麼呢？有兩個：一是吃飯，二是說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毛澤東曾說：“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如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言論自由”，整個社會不就“和諧”了嘛！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同幾位老同誌在一塊吃飯，邊吃邊談，他突然放下筷子，問各位：“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了什麼？”突然發問，幾位老同誌為之一愣，麵麵相覷，未及作答，他又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嘛！”出生於1919年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在黨的影響下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走革命道路。他說：“自己參加革命，就是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複興。”他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向黨和人民貢獻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任仲夷給胡亦民的題詞說：“宇宙是永遠解不完的謎。隻要宇宙間還有人類，則人類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永遠也不會停息。”其實，他自己，正是對知識和真理追求永不停息的可敬的長者。
任仲夷是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因而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在晚年膽、眼、胃都出過毛病，承受疾病的折磨，但他不畏疾病，不怕死亡。他對到病房探望他的人，談笑風生，幽默調侃：“我摘了膽，從此變成了‘渾身是膽’；我一隻眼睛不好，從此看問題‘一目了然’；我切除了胃，從此變成了‘無所畏（胃）懼’；一個人隻要參透了生死，真是一身輕鬆啊，就沒有什麼東西把自己壓倒！”
怎樣對待疾病？怎樣對待死亡？任仲夷以自身經驗作了最好的回答。這就是，對病要鬥；對死，不怕。生死觀，是世界觀的核心。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還重，怎能不“一身輕鬆”呢？
任仲夷這位改革開放“八大賢”，在久病之後離開了我們，但他改革的精神永遠不會離開我們，將鼓舞改革開放的後來人，在改革開放的光輝道路上勇敢地前進！
諄諄教誨 一生難忘
在郭峰晚年，我們交往很多，感情很深。因此，對他的逝世，甚為悲痛。郭峰平易近人，心係工農群眾，誨人不倦的精神，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接觸所及，有三件事寫在下麵，以作永遠的紀念。
“我為你平反”
1957年5月到1966年5月，我給省委書記李荒當秘書。工作之餘，寫點雜文，誰知一發而不可收，這就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舉國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時候，我被當成“遼寧小鄧拓”，開辟“第二戰場”加以批判。而後，到“五七”幹校勞動，舉家插隊喀左。粉碎“四人幫”後，才調回省裏工作。
很多老同誌都知道鄭奇誌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了。是文章寫錯了，還是“文化大革命”搞“文字獄”？幾十個春秋過去了，我想對批判應當作出曆史“交代”，也為贈送老領導、老同誌的需要，想出個集子。原省委副書記尚文就對我說過：“奇誌，你那些雜文可以出個集子嘛！”而出集子得有領導題詞。為此，2000年12月，我到郭峰家請求他為我題詞，他當場應允。郭峰問：“雜文占多少？散文占多少？”我回答說：“各占三分之一吧！”郭峰現到樓上拿來紙和筆，在大廳裏的桌子上連續在紙上寫了三遍，最後題道：雜文是匕首，散文是遊刃，都為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
郭峰題完詞後，郭峰說：“有兩層意思：一是匕首是武器；遊刃，也是武器，都為精神文明建設作過貢獻。二是有平反的意思。不是抓你‘小鄧拓’嗎，現在我為你平反！”
舉國批“三家村”，抓我“小鄧拓”。幾十年過去了，作為原省委第一書記的郭峰“我為你平反”，我的心裏頓時熱乎乎的，十分感動啊！
“壯哉王良”
2001年，原副省長趙奇、省委農村工作部原副部長楊明節（王良夫人），命我主編《王良紀念文集》。而《文集》題詞很重要。為此，我到郭峰家，請他為《王良紀念文集》題詞。郭峰和藹地說：“王良當省委書記時，我在下邊，沒有接觸，不太好題。”我回答說：“現在遼寧省數你德高望重，又當過省委第一書記。如果沒有你的題詞，《文集》不好出。”他聽我講得有些道理，說：“那好，我給題。但我得想一想。”或許，怕我著急。過了幾天，郭峰派劉哲（他的司機）送來一個便條，寫道：奇誌君，題詞我再想想。
可見，郭峰對題詞多麼認真。過了數日，郭峰來電話讓我去取題詞。我到時，他把寫好的題詞交給我。寫道：讚王良，壯哉王良，忠心耿耿為黨，全心全意為民。賢哉王良，堅持真理，求是；虛心下士，求同。貞哉王良，忍辱負重顧大局，嘔心瀝血幹事業。一生無怨，人民永遠懷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