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籌集軍費推行“米照捐”，選在王亞樵的家鄉安徽試行。王亞樵推舉五路代表反對，蔣介石計劃破產。蔣介石對戴笠說：“王亞樵這人很討厭，可以殺。”廬山山道口，一粒子彈從蔣介石耳畔飛過。蔣介石說：“把他埋了，不要聲張，權當無事。”
“那人錢財，替人消災”，此乃江湖行規。王亞樵刺蔣介石未遂，感對不起“西南派”。
1930年對蔣介石來說，仍然是“流年不利”，並沒有從困境中走出。
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正在蓬勃發展，革命根據地一天天發展壯大，蔣介石雖然全力以赴，但大火越燒越旺。這是蔣介石的心腹之患。
國民黨內部，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胡漢民的粵係、孫科的太子係，這些反蔣組織，幾乎沒有一刻停止過對他的反對。
特別是從1929年開始策劃的“三路軍伐蔣”使他感到危機四伏。一怒之下，蔣介石特務武裝襲擊了國民黨改組派駐在上海法租界的機關，當場打死改組派中央負責任王樂平及潘行鍵。這一暗殺事件被改組派當做把柄，汪精衛借機四處發表聲明，打出國民黨二屆中央和國民黨的黨派旗號聯絡所有反蔣派，形成了一股對蔣介石構成嚴重威脅的勢力。
以上這些都是無形的。而有形的——財政方麵的交困無時無刻不令他感到焦頭爛額。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加劇，金價猛漲，銀價猛跌。實行銀本位製的中國貨幣嚴重貶值。中國靠大量向美國輸出廉價白銀維持現行貨幣。連年內戰與長期中蘇邊界衝突，耗資巨萬，榨幹了人民的血汗。宋子文推行賣國主義金融政策，把中國深深地拖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之中，致使中國民生凋敝，國庫空虛，民怨沸騰，社會秩序混亂。
1930年秋，在王亞樵剛剛暗殺趙鐵橋成功後，粵派胡漢民手下的黃居素、肖佛成、古應芬奉胡之命前來上海會晤王亞，商討反蔣密事。
他們帶來了一個消息，說蔣介石迫於經濟危機，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米照捐”，以解燃眉之急。所謂“米照捐”，乃是蔣介石別出心裁的發明創造，他在理論上冠以“利國利黨利民”等多種好聽的借口，實際上是變著法子更進一步地搜刮民脂民膏。
此次胡漢民派人來的目的，是希望王亞樵利用“安徽旅滬勞工總會”的影響，積極帶動各界群眾一起抵製“米照捐”的實施，一旦成功，無疑是對蔣介石最有力的打擊。
冥冥中仿佛是神靈有意捉弄，蔣介石竟選擇了王亞樵的家鄉安徽作為“米照捐”的試行點。
安徽省主席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當時，安慶人有句笑話：省政府大門外要是多了一張新麵孔，千萬不要小看他，說不定他就是新來的省主席；不過也不必怕他，說不定他明天就卷起鋪蓋走開又換了別人。到了民國十九年，蔣介石為控製這個不好治理的省份，把他的親信心腹吳忠信安插在這裏。上任伊始，他在蕪湖、安慶等產米區試行“米照捐”。這一消息很快被胡漢民所悉，即派手下肖佛成到上海聯絡王亞樵等人抵製。
既然在自己的家鄉試行，王亞樵更是責無旁貸，即令其弟、正在大律師沈鈞儒門下攻讀法律的王述樵秘密聯絡上海大專院校學生戚皖白、杜敬綸、洪耀鬥、雷可南、劉竹青、湯紹鬆等人籌建“安徽旅滬學會”，有組織地示威遊行，率先向“米照捐”發難。
聲勢造成後，王亞樵充當該會主謀策劃，同時四處聯絡，敦促安徽反蔣人士給予該會以人力、物力及奧論的大力支持。
條件成熟後，“安徽旅滬學會”開始大規模地召開反“米照捐”大會。王亞樵出麵邀請柏文蔚、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皖籍名流參加，以擴大影響，並通電全國。會後選出代表，分五路赴南京、廬山、安慶、蕪湖、蚌埠請願，把活動推向高潮。最後，他們又動員安慶、合肥、蕪湖等地的米商罷市，米船停運，造成米價飛漲，民眾怨聲載道。蔣介石情知此路不通，隻好忍痛令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撤銷“米照捐”。
蔣介石得知計劃破產，是王亞樵所為，當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滬學會”，密令戴笠監視王亞樵行動。
戴笠自直皖大戰在淞江與王亞樵一別之後，於1926年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入伍班。他仗著從杜月笙、王亞樵身上學會的一套手腕混進軍校。入校不到幾天，從官到兵他全部認識。他不吸煙，但身上隨時有火柴、紙煙；他能喝酒，因此常借機請人，蘭花豆、花生米、西瓜子隨身帶。他用這些東西收買拉攏官兵，並借此掌握每個人的思想傾向與心理動態。蔣介石實施“四·一五”大屠殺時，戴笠就依靠在軍校掌握的材料向蔣介石的心腹胡靖安告密，一舉捕殺了百十名共產黨員。靠著這份功勞，戴傍上了胡靖安，慢慢得到蔣介石的的信賴。由於他有特務方麵的天賦，蔣介石準其組建專門的特務組織——特務處。
到蔣介石密令他臨視王亞樵的時候，戴笠已經擁有了相當強的實力。
不知是念過去的舊恩還是出於其他目的，在“安徽旅滬學會”會館被抄不久，戴笠親自登門，勸王亞樵“棄暗投明”，跟隨蔣介石，將來大有前途。
王亞樵沒有買戴笠的帳，一來恨蔣介石由來已久，二來這次戴笠根本沒有念舊情，對“安徽旅滬學會”的人大打出手。他認為，打他的會員等於打他王亞樵本人，過去的情誼從此一刀兩斷，最後，王亞樵送給戴笠幾句話：“你我人各有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從此休提兄弟情分。你公事公辦，我我行我素。”
1930年，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打敗了馮玉祥、閻錫山，總算霧開雲散，前程有了一線亮色。但他太急於求成了，想一下子當上總統。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開幕。會開了6天，胡漢民隻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堅決反對選舉總統。
雖遭到反對未能遂願，但蔣介石一點也沒有死心。1931年元旦，蔣介石一是頒布大赦令，二是頒布國民會議選舉法，三是又搞授勳發獎，四是發表告國民書。紛紛攘攘，忙不個亦樂乎，目的是要造成一個吉祥如意的氣氛，為召開國民會議，選舉總統做準備。
蔣介石一意孤行，決心要當總統，新年伊始就開始在南京拚湊文武兩套人馬，籌備國民會議，並於1月20日成立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通令全國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選出代表，完成各項準備工作。為了保證各省市推出的代表都是忠於蔣介石的人，陳立夫、陳果夫親自挑選特務分子，以中央黨部代表的身分，到各地去監督代表的選舉。
在國民黨內部，此時隻有胡漢民敢於公開與蔣介石抗衡。胡是國民黨元老、中山先生的同輩與助手，在黨內地位顯赫，資曆遠比蔣介石深。胡漢民背後有國民黨元老派及文廣東財團、軍事實力派的支持，自己是立法院長，又熟悉孫中山的理論，在立法問題上與蔣介石展開論戰，是他的強處。
蔣介石要把國民會議當作國民大會開，以達到他當總統之目的，胡漢民當然堅決反對。他以五院製的政府組織法，從蔣介石那裏分到了一部分權力，並想繼續利用五院擴大自己的權力。蔣介石的目的是要改變五院製的政府機構，而要把總統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獨攬黨政軍一切大權。這樣一來，胡漢民分得的部分權力就要被蔣介石吞掉了。於是，胡漢民在紀念周工作報告上、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用“總理遺訓”反對蔣介石在訓政時期製訂約法，選舉總統。
蔣介石也作報告、寫文章，也打著“遵奉總理遺訓”的旗號向總統寶座攀登。
孫中山先生在其《建國大綱》中，提出建國三時期論，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並劃分了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軍政時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礙，而奠定民國基礎”；訓政時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憲政時期，“俟地方自治完成之後乃由國民選舉代表，組織憲政委員會，創製憲法。憲法頌布之日，即革命成功之時。”
胡漢民根據孫中山的主張，指出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處於訓政時期，不具備召開國民大會的條件，隻能召開國民會議。國民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等四權，及修改憲法法律、製裁失職官史的權力。而國民會議則沒有權製定法律、選舉總統、製定臨時約法等。所以，訓政時期的最高權力應屬於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即中山先生提出的訓政時期應“以黨製國”。
胡漢民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是因為這樣可以公享到部分權力，其實與蔣介石沒有根本區別。但胡漢民關於國民會議的闡述，較接近總理遺訓，又能製止蔣介石一個獨裁，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與支持。這對蔣介石想當總統的願望，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