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正麵與胡漢民論戰敗北，便采取“地下”手段，指使他的爪牙四處活動，暗中策劃，企圖造成既定事實。但是，很多人不滿他的專橫跋扈，不願選他當總統，而傾向於胡漢民。陳立夫、陳果夫派往各地的特務彙報說，除蔣係直接控製的浙江、江蘇、安徽、上海數地外，絕大多數選票蔣介石控製不了。如果投票，蔣最多隻可得32%的選票，而68%的選票將歸於胡漢民。
蔣介石此時已得了想當總統的‘病’，仿佛當不了總統就活不下去似的，急得挖空心思，不擇手段。他先派吳稚暉當說客，勸胡“休養”。胡勃然大怒，斥吳是無恥小人，吳如喪家之狗落荒而回。胡漢民不肯讓步，總統就當不成，眼下的日子如何過下去？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時候，戴季陶獻計道：“胡漢民既然非要與你爭，軟的不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
此話正中蔣介石下懷，1931年2月28日夜，胡漢民接到蔣介石的親筆請柬，邀他去總部赴宴。胡直到，結果沒有宴會。蔣介石遞過一封指斥胡種種錯誤的控告信，大意是：胡不配做國民黨的領袖，該自動放棄，隻有蔣介石才是當之無愧的總統。
胡似乎還不“識相”，當麵駁斥蔣介石的陰謀，蔣介石此時擺出“不與小人爭”的大度，冷冷地離去。旋即，大隊蔣介石的衛士將總訓團團圍困，任憑胡漢民怎樣分辯，還是將他押到湯山俱樂部軟禁起來。
本來國民黨各派之間，昔日為敵，今日為友，翻雲覆雨，反複無常，是司空見慣的事。平時與相猜忌，但遇有事變，利益一致時，也能團結對敵。
胡漢民從軟禁之地傳言孫科、古應芬，授意他們到廣東聯合陳濟棠、桂係及謫居香港的汪派，在廣州成立政府，另立中央，討伐蔣介石。
蔣介石扣押胡漢民，結果弄巧成拙，導致國民黨內部的又一次大分裂。
孫科、古應芬接到胡漢民的信，首先動員陳濟棠。陳在政治上唯胡、古的意旨是從，他認為此次反蔣，憑借手中的實力，不僅手無兵權的反蔣政客們不得不擁立他的盟主，而且途窮末路的桂係也會聽命於他，此時打起反蔣的旗號，比附蔣逼桂得到的好處更多。於是，陳濟棠給了古應芬一筆巨款，作為聯絡反蔣派的活動費，以加速反蔣聯盟的成立。同時，陳濟棠決定粵軍從廣西撤兵，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願意摒棄前嫌，聯合反蔣。
李宗仁、白崇禧得此良機，重整桂係，本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遂欣然同意，積極響應。經過四麵八方的串聯，胡漢民派、孫科的再造派、汪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唐生智、唐紹儀、李烈金鈞、陳友仁等許多遭受過蔣介石打擊，或對蔣獨裁不滿的人，都聚集到廣州。
4月30日，胡應芬、林森、鄧澤如、肖佛成四人，以中央四監委的名義，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列出蔣介石數條罪狀：“橫征暴斂，罔顧民生，排除異已，製造禍端，毀法亂紀，動搖國本，厲生獨裁，奴役人民“，要求將蔣撤職查辦。5月3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的彈劾案，要求立即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同時，陳濟棠調集軍隊，沿邊界布防。
聚集廣州的反蔣派，在陳濟棠的武力保護下，於5月28日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聲言：因為蔣介石犯有非法扣押胡漢民，違法召開國民會議，任用陳立夫、陳果夫等小人把持政治罪，限令蔣在48小時內下野！、
一時間，雙方劍拔駑張，大有一觸發之勢。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胡漢民的親家林煥庭十分緊張，他知道，事情鬧到這田步，蔣介石會更加遷怒於胡漢民，胡在將的手中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另外，粵派及其他反蔣派不會真心救胡，巴不得胡死，然後大亂。
萬分焦急中，林煥庭找到李少川商量此事。李少川於是提議：“我倒有個辦法可以救胡漢民——幹掉草頭將軍（蔣）！”
林煥庭亦有此意，說道：“也隻有出此下策才能救胡漢民，隻是天下之大，又有誰能殺得了蔣中正呢？”
李少川說：“這個不成問題，你隻須準備一筆錢，我自會有合適的人選推薦給你。”
再說，因反對“米照捐”事件，“安徽旅滬學會”被蔣介石令戴笠查封以後，王亞樵更加痛恨蔣介石。他認為沒有別的能耐反蔣，唯一的辦法是——暗殺。從那以後，他開始在上海、南京、廬山三地設立秘密聯絡點，用以掌握蔣介石的行蹤，伺機暗殺。
光陰似箭，轉眼到了1931年，還是沒能尋找到殺蔣的最佳時機——當然，王亞樵是做好了計議的思想準備的。
就在反蔣派會集廣州時，一天，同鄉李少川領了一位陌生人來住處見王亞樵。
陌生人心情沉重，經少川介紹，才知道他是胡漢民的親家林煥庭。王亞樵明白他們此行之目的，立即領二位到內室，甫坐定即說：“去年秋，漢民還派肖佛成、古應芬來滬與王亞樵商談反對‘米照捐’的事。沒想到現在卻被蔣介石扣押了。”
林煥庭搖頭說：“別提了，現在漢民生死未卜，這輩子他為推行中山先生的政策，可謂鞠躬盡瘁。可是，在這危難關頭，誰都不會救他，有此別有用心的人——”
李少川立即打斷他的誕辰，直截了當說：“實不相瞞，這回林先生來滬，便是專為此事。亞樵先生一向敬重漢民，痛恨蔣介石。如果能出手相援，除掉蔣介石，漢民便有救了。”
王亞樵知道他們不會空手而來，擺出為難的樣子，正要開口，林煥庭馬上說：
“我知道你們‘斧頭黨’的人也不容易，要活動，每走一步都離不開錢。我這裏帶來20萬元，是從南洋募捐來的，望亞樵先生笑納。”
王亞樵心裏歡喜，但嘴上卻還是客氣一番。
送走李少川、林煥庭後。因事關緊要，王亞樵心腹骨幹商討殺蔣事宜。
其時，王亞樵在上海灘已有了相當大勢力，身邊聚集了一大批仁人誌士。王亞樵對部下甚為關心，經濟公開，所有成員的生活費用均按月支給，如家庭遇有困難均及時解決。“斧頭黨”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麵：一、西南政務委員會每月拔3000元；二、林煥庭贈送20萬元；三、鳳凰林、金河兩厘金局上繳約20萬元。
由於王亞樵平易近人，困上內部對他的稱呼也五花八門，年齡、資格不相上下的稱他“老九”、“勾子”或“九哥”，晚輩稱“九爺”或“先生”。主要心腹手下有：鄭抱真、洪耀鬥、張文龍、趙士發、餘立奎、戴膏如、餘亞農、華克之、龔春蒲、謝文達等。鄭抱真、洪耀鬥負責聯係、行動及武器保管；餘立奎負責軍事；餘亞農負責政治；張文龍負責經濟；華克之、龔春蒲、謝文達的行動小組負責鋤殺；戴春膏如負責文秘。
行動小組即是專門的暗殺組織，共三個部分；一是華克之部，有鄭邵成、孫風鳴、陳成、張玉華、賀坡光、肖佩偉等，這些人多是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是殺手，也是王亞樵“公平通訊社”的小報記者；二是龔春蒲部，有劉剛、龍林、唐明、李楷、劉文成、彭光耀等；三是謝文達部，有許誌遠、黃立群、朱大剛、陶惠武等。三部組織絕對保密，由王亞樵全權掌握，單線聯係，內外不傳，家室不傳。
這次刺蔣，王亞樵將任務分給最親信的華克之與鄭抱真。
華克之，江蘇省寶應縣人，早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曾任南京學聯理事，國民黨南京黨部青年部長，同王亞樵交往甚密，最受賞識；鄭抱真，安徽壽縣吳山廟人，1924年在馮玉祥軍中任副官後投奔王亞樵，並成為王的左右手。（此二人後來均成為共產黨員，華克之建國前一直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建國後任中央某部負責人。鄭抱真後來與王亞樵一起協助十九路軍抗日，任十九路軍軍需部主任，以後又回家鄉壽縣組織抗日自衛軍，並於1938年率部加入新四軍，解放後任合肥市市長，安徽省政府書長。
鑒於“斧頭黨”已在上海、南京、廬山三地設立了秘密聯絡點，王亞樵決定以這三個地方作為殺蔣之地，尤其是南京與廬山。
有人提到，蔣介石在廬山建有別墅，每夏都會偕夫人宋美齡上廬山避署，估計今年亦不例外。目下的工作重點是如何獲得蔣介石離開南京去廬山的準確日期。王亞樵認為有道理，即令南京聯絡處密切監視蔣介石的行動。
1931年6月4日，南京聯絡處獲得了蔣介石赴廬山的情報。王亞樵在上海薄柏路大華公寓二的密室裏召集會議，會同華克之、鄭抱真、孫風鳴、陳成、趙士發等二十餘名骨幹策劃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