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蔣介石又由廬山來電特別說明，如不能離開軍中，可另派親信代表來晤。蔡廷鍇此時有點猶豫了。王亞樵勸道：“這次必須去，不去，蔣必生疑。更何況派人去還可以了解老蔣對待十九路軍及對待陳銘樞的企圖，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
蔡廷鍇考慮再三，因當時福建的前方人員選不出來，乃電令十九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黃和春同陸文淵、宋子文一道住廬山見蔣介石。
黃和春，廣東梅縣人，是蔡廷鍇在護國軍壯武堂時代的老同學，相隨多年，是蔡的得力助手。蔣在廬山召見黃和春之後，又令宋子文送50萬元給蔡廷鍇，要黃和春帶回。
黃和春回來向蔡廷鍇複述，當時王亞樵也在場，他認為如今蔣介石唯對蔡廷鍇寄一線希望，他說：“蔣介石的手段很狡猾，他認為你兵權在握，你不同意起義，陳銘樞也就無所作為。這筆錢不要白不要，看樣子老蔣還寄幻想於你。”
蔡廷鍇是福州事變的關鍵人物，王亞樵最擔心他會變卦，加之近日蔣介石頻頻表示“意思”，萬一為之動心，那麼這一場策劃就要付諸東流。因此，王亞樵大多數時間都守在蔡廷鍇身邊，不離左右。
王亞樵擔心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蔡廷鍇已明顯表現出對陳銘樞的不滿，並在言語上不時流露出來，認為他長期以家長自居，把十九路軍看作他的私人資產，領袖欲強，野心勃勃，不體念官兵犧牲奮鬥的艱難，多疑善變，遇事投機，總想僥幸作孤注一擲。他說：“在這些是非、成敗、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間隔，不如我光鼎做到魚水相依，甘苦共嚐。”
對陳銘樞的一些作法，王亞樵也看不慣，但在反蔣抗日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他勸道：“真如有些做法是不對，但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總不能因為這個人之間的小磨擦就誤了大事，對這次起義，我可是抱著一腔熱血，連全家都遷來了，不給自己留後路，希望你還是要跟真如好好合作。”
蔡廷鍇搖頭歎道：“若不是光鼎從中調和，我和他真是搞不來。當初他回到香港，我不避外界閑言親往迎接，以示敬意，我和他聯袂到閩，他即以太上自居，辦事專斷，不按手續，不擇手段，不顧我的威信，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天又到某軍某師講話，大有不談革命，不談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氣。實不相瞞，我和光鼎當初是不主張公開把蔣的，認為隻有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聚積力量，連絡四方訓練不幹部等待時機，有了充分準備再幹，可他一意孤行，非要立即組織政府倒蔣，說最好和廣東、廣西一起合作，如廣東不合作，即和廣西合作，如果兩廣都不合作，也要單獨幹。8月光鼎去香港和李濟深他們談妥了，當時你也可能在那裏，光鼎回來勸我答應起義。不計成敗，光鼎答應了，我也隻好這樣。有時候我真想掛印離去，可是又覺得對不起那麼多部下，還有你這些熱心腸的人。”
王亞樵說：“現在已經到了這一步，希望你不要再有退卻的念頭了，老蔣的花樣是很多的，不管他怎樣玩，你都不要動心。”
蔡廷鍇沒有再吭聲。
果如王亞樵所料，11月中旬，蔣介石頻頻與蔡廷鍇通電話，並通知於16日派遣徐康良駕飛機來福州接他去南昌。這次，蔣介石致一封親筆信，大意是說十九路軍東征北伐以來，10餘年中建樹雄偉，勳績彪炳，實黨國總勤富有光榮曆史的軍隊，豈能為一二人之私產。值此顛危震撼之際，當必能本愛國保民之精神，而矯然有以自立，斷不能以私害公。尤不應因一二人反複而盲從附和，舉以往死入生所造之勳績光榮隨之毀滅。
蔣介石的信，仿佛也看出了陳銘樞與蔡廷鍇之間有矛盾似的，蓄意挑撥離間。讀罷此信，蔡廷錯又開始猶豫了，他對王亞樵等人說：“16日老將派徐康良架飛機來接我去南昌，我想，這一次還是去一趟罷，要不他會一而再再而三來騷擾的。”
“那麼，蔣將軍接你是什麼目的呢？”王亞樵說，“你有沒有想過後果？”
“我想老蔣大概不會有惡意，無非是和談。”蔡廷鍇說，“其實抗日救國也不必非要倒蔣，如果我們以十九路軍為資本，和老蔣談和，促進他全力抗日，這倒是個兩全之策。”
大家見蔡廷鍇流露出這種情緒，紛紛勸阻，王亞樵更是情緒激動，他說：“蔡將軍不能去，蔣介石是個背信失義的小人，他的花言巧語是信不得的。萬一有事，將軍個人存亡姑且不論，政變一旦失去棟梁，就是斷送革命，將軍即使壯烈赴死，也是千古罪人。”
“老九嚴重了，不管老蔣是何用心，他已經派飛機來接了兩次，上次還送來50萬元巨款。如不去，從個人交情角度講也是失禮。”
王亞樵一激動臉就漲紅，說：“已經是什麼時候了，還去考慮雞毛蒜皮的禮節，依我看正好趁機將飛機連人一起扣留，然後通牒全國，公開與老蔣決裂！蔣將軍若是不肯聽勸告，隻要16號將軍踏上飛機一步，亞樵即開槍自殺，既然革命無望，何必苟且偷生！”
一場爭論不歡而散，王亞樵仍不放心，於11月15日又去找陳銘樞、蔣光鼎商量。陳銘樞認為蔡廷鍇反悔是遲早的事情，唯一的辦法是馬上舉兵，使他沒有退步之地。蔣光鼎則以與蔡廷鍇個人的私交勸他不要上蔣介石派來的飛機。他說：“蔡將軍與銘樞在作法上雖然有矛盾，但抗日、反蔣、聯共是一致的，你往南昌投虎口，無補國體於萬一。明天若飛機到福州，可采取王九光的辦法，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將其扣押。”
11月17日許，蔣介石的心腹徐康良連飛機帶人一起被扣押。
18日，陳銘樞、王亞樵等人因擔心蔡廷鍇變卦，提議在鼓山開一次緊急會議，強調組織政府的人員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齊，時間緊迫，刻不容緩，他說：“我們現在發難，老蔣在江西‘圍剿’的部隊抽不出來，義旗掛出，西南、西北、華東、東北必然有人響應，蔣介石七八年來得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隻缺有人打頭槍。再則，我們十九路軍久經沙場，實力雄厚，假使敵人以10個師的兵力來犯，我軍一個師可以擊敗敵人兩個師，加上紅軍的沿途阻擊，也有戰勝希望。就算萬一失敗了，我們是抗日反蔣的，失敗也是光榮的。”
蔡廷鍇此時雖一心反蔣，但還是不同意在11月間發難，主張再拖一二個月看情況，待明年（1934年）1月間再活動。
陳銘樞一聽，急了，緊急舉行會議。此時，各路參加政變的人士都已經來閩集中，主要分三大部分：一是李濟深得舊班底，主要幕僚徐景唐、張文、舒宗鎏、張録村、尹時中等人；二是陳銘樞多年來搜羅的黨羽樹龔彬、何公敢、胡秋原、王禮錫、劉淑模、陳碧笙、程希孟、林崇墉、林植夫等人；三是第三黨人王亞樵、黃琪翔、彭澤湘、彭芳草等人。
這次會議主要談論成立人民政府的時間和有關修改政綱政策及討論廢棄青天白日黨國旗與有關軍事、財政等問題。
最後，會議的焦點仍集中在發難時間的選擇上，陳銘樞非要立即發難，以蔡廷鍇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如一旦發難，蔣介石一定要用武力解決，兩廣半獨立形式不可能出現；又因為與紅軍無和希望，當前部隊也未調整，防務未就範，內部敵人未肅清……因此要拖到明年1月。會上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辯論不休，最後陳銘樞要政客手段，用廣州話罵道：“丟那媽幾大就幾大，盡地一煲！”（操你媽，要死了就死了，拚了這條命！）又說：“要幹就幹，不幹就拉倒，如果不同意立即通電，幹脆把我們送到南京去立功！”
此時的王亞樵因聽了蔡廷鍇的解釋，認為現在起兵太急了點，但聽到陳銘樞最後發脾氣，又覺得要幹革命就不能拖泥帶水，最後蔡廷鍇做出讓步，同意11月20日發表通電，公開反蔣。
1933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市召開，發表了人民權力宣言，即日選出李濟深、陳民樞、陳友仁、馮玉祥、黃琪翔、方振武、蔣光鼐、蔡廷鍇、徐謙、何公敢、李章達、薩鎮冰等12人為委員，公推李濟深為主席。
王亞樵以“上海勞工代表主席團成員”、“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安全負責任的雙重身份列席代表大會。他的門徒負責了這次大會的安全保衛工作。
22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原來的青天白日黨國旗，使用公曆，政府委員之下設立三會兩部一院一局。軍事委員會由李濟深任主席；經濟委員會由陳民樞任主席。財政部由蔣光鼐任部長，外交部由陳友仁任部長，最高法院由徐謙任院長。將福建綏靖公署撤銷，改組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麵軍，保存十九路軍番號。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派來代表張雲逸列席了大會。
王亞樵在此次大會中被任命為“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安全防務部部長。他坐在主席台第二排中的位置，與章伯鈞、歐陽予倩、梅龔彬並排。
22日晚，王亞樵因難抑內心的激動，揮毫作詩一首：
叱吒海隅驚賊膽，
旌旗招展出閩關，
雄師重固金甌日，
納失都門奏凱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