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倫理學說中，“和”主要是強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他讚揚《詩經·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認為“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不和諧的，故要貴“和”持“中”。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其意思就是說：喜怒哀樂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叫作“中”；表現出來以後符合節度，叫作“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萬物便生長繁育了。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天地人和”命題。“中和”思想發展到漢代，董仲舒提出“舉天之道，而美於和”。他把天下所有的“美”都歸因於“和”——“美於和”，也就是因和而美，不和則不美。
儒家學派在處人、處事問題上提倡“中庸”。“中”的意思是指適中，即恰到好處，既不過分，也不欠缺。“庸”是運用、平常的意思。“中庸”就是“運用中”，以“中”為標準。
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標準，做事達不到標準或超過標準，都得不到預期的結果。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善於運用“中”這個標準，隨時做到適中。孔子的學生子貢曾經問孔子：有兩個人，他們在做事時一個經常過火，另外一個經常不到火候，他們兩個人誰更好？是不是過火的人稍好些呢？孔子的回答是“過猶不及”。意思是說，做事情做過了頭與沒有做到效果是一樣的。那怎樣做才能既不過火又不會不足呢？孔子提出“中庸”的觀點。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說“中庸”是至高的品德。
中庸是儒家學派的思想家對事物發展規律的一種認識，因此它既屬於哲學的範疇，同時也屬於道德的範疇。在道德的自我修養中，儒家曆來把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作為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高低的重要標準。因為能把握中庸之道就意味著一個人能恰到好處地掌握各種事物的分寸（即“度”），既不過，也無不及。這裏應特別強調的是，“中庸”的本質是適度與和諧，絕對不要把它理解為調和與折中。幾十年以來一直在大批特批“中庸之道”，說“中庸”就是主張折中、栓和。這至少是一種誤解，甚至是歪曲。我們應當為“中庸”正名。
在道德問題上我們之所以提倡“中庸”，是因為在現實環境當中，人們在思考和實踐時，經常容易出現或左或右的情況，使得事情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
中華文化深受“中和”精神的浸潤。“中和”、“以和為美”、“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準確地揭示出中華民族普遍注重和諧統一的心理特點和整體思維方式。在5000年的曆史長河中，“中和”精神逐漸融入了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審美意向、人生價值、文藝的傳承與發展等，產生了至深至遠的影響，衍生出燦爛多彩的文化現象。
篤誌體行
篤誌，即誌向專一不變。體行，即親身實踐，一心一意地實行。篤行是儒家的所謂“五事”之一。《中庸》中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意思是：廣泛地學習，詳細地詢問，對自己所學的東西要慎重地思考，作出精確的辨析，然後踏踏實實地去實踐，在實踐中不輕易動搖，更不盲從，同時要持之以恒，不輕言放棄，直到目標實現為止。
中國古代思想家對躬行實踐的強調，集中代表了民族思維方式中重實踐、重道德修養、重實用技術等特點。這些特點對實踐高於理論、實用高於玄想、務實不尚空古等民族性格的養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謙虛謹慎
“謙虛”，就是不自滿，不自高自大、不自以為是。“謹慎”，就是仔細小心，對客觀事物注意密切觀察、深入了解，以作出正確判斷，製定正確對策。
“謙虛”是一種高尚的傳統美德，其短短兩個字濃縮了人生修養德性的精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就有謙虛的美德，並且創造了許多格言警句啟迪後人。例如：“謙受益，滿招損”，“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麵花”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必然“畏盈守謙”、“勞謙虛己”。唐代魏征說：“低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可見，謙虛是人生修養德性之基礎，是通往高尚之階梯。古往今來，許多仁人誌士：都以“謙虛”作為自己的人生準則，心虛若穀，修心養性，終成大業。
“謹慎”是一種高尚的傳統美德。“行謹則能堅其誌，言謹則能崇其德。”一個博學多才的人必然“慎而思之，勤而行之”。謙恭虛心、謹慎思考、勤懇工作的人，必然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擁護。
《詩經？大雅？抑》中說：“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晉朝羊詁在《誡子書》中說：“恭為德首.慎乃行基。”可見，謹慎和謙虛一樣，是人生修養德性之基礎，是通往高尚之階梯。古往今來，許多仁人誌士都以“謹慎”作為自己的人生準則，慎古謹行，修心養性，終成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