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兩代師爺總的發展曆史看，師爺有一種明顯的逐步“劣幕化”的趨勢，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清王朝的衰敗，劣幕的數量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劣，以至達到了被當時的社會輿論認為凡幕皆劣、劣幕皆為孽種的地步。
早在乾隆時期，這種劣幕化的趨勢就已明顯地顯露出來。汪輝祖曾談到過他對這種趨勢的親自感受。他說自己在二十二、三歲剛剛習幕時，司刑名、錢穀的師爺都能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幾案治文書，無博奕之娛，無應酬之費，遇到案件，援引律義，反複辯論，上官駁飭也能自申其說，“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訕笑之”。但到自己三十七、八歲時，這種情況就已有所變化，又過了數年，就變成了“以守正為迂闊”了。這時的幕友，多“苞苴關說（循私鑽營），狼狽黨援”之輩，端方之人，已十無二三了。汪輝祖23歲時，是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38歲時，是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數年之後，大體接近乾隆40年。汪輝祖所感受到的劣幕化的趨勢，大體發生在乾隆三、四十年。汪輝祖所說的劣幕化的情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實況，但是從清朝師爺的整體曆史看，乾隆時的劣幕化程度還並不嚴重，師爺隊伍中還有不少“上幕”，能夠守正自持，不枉法作惡的師爺還相當不少，國家法令對師爺的管束也比較嚴格。但是嘉慶道光以後，隨著清王朝走向衰敗，幕風也越來越壞，師爺的品學也呈江河曰下之勢。清人金安清曾對乾隆時和道光以後的師爺做過比較，他說，乾隆時的吏治因有老吏、老幕、老胥而蒸蒸曰上，道光以後，則三老變為老賞、老滑、老奸，無人敬禮，高才之士全都睡棄之。“老幕”變為“老滑”即劣幕化，道光以後，師爺的劣幕化的確是相當嚴重的。清代學者、紹興人平步青對於本鄉的師爺深有了解，對於劣幕化的趨勢更是感觸尤深。他曾舉出袁枚關於康熙、雍正時的師爺多名士的話為證，說明那時的師爺“皆負才不遇，出其所學，以濟於肘”者，同時又據此比較說：當今的幕友，“不學無術，盤距衙門，仰主人鼻息，入則奴顏婢膝，出則狐假虎威”，此種人算是什麼幕友！清末時，師爺已普遍劣幕化，好人已寥蓼無幾。當時的社會輿論，把師爺稱為“亡國之媒”。這說明師爺在當時社會中的危害至深至烈，他們已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明清以來的社會輿論對於師爺曆來有褒有貶，大體說來，清朝前期，褒多貶少，繼而毀譽參半，隨著劣幕化程度的加深，變成了毀多譽少。清朝後期，特別是晩清，師爺已成了專做壞事的箭垛子式的人物，成了小說、戲劇、曲藝中經常譏刺的臉譜化、定型化了的壞蛋。
以“紹興師爺”這個名詞而論，本來此詞隻是紹興籍師爺或一般師爺的稱謂，但到了晩清，“紹興師爺”則成了舞文弄法的刀筆師爺及陰謀家的代名詞。有人為了挖苦紹興師爺，還用拆字法將“紹興師爺”中的繁體“紹興”二字的筆劃拆開，編成一首俚菏：“拗七拗八，一枝刀筆，一張利嘴；到處認同鄉，東也戤半個月，西也戤半個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麵玲瓏剔透。”有人單對“紹”字做過拆解：“搞來搞去，終是小人；一張苦嘴，一把筆刀。”這些對“紹興”兩字的拆解，把紹興師爺的許多特點和劣跡都概括進去了，真是入木三分，絕妙之極。
在晩清的許多小說中，師爺都是譏刺的對象。劉鶚《老殘遊記續集》第二回寫到一個叫逸雲的尼姑公開表示鄙視官幕人員，她說：“近來風氣可大不然了，到是做買賣的生意人還顧點體麵，若官幕兩途，牛鬼蛇神無所不有！比那下等還要粗暴些！”將師爺看得不如所謂“無商不奸”的商賈，並以“牛鬼蛇神”稱之，足見當時的社會心理對於師爺是多麼厭惡。吳趼入的著名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一回對師爺也大加諷刺，書中寫到一個藩台的師爺，初到東上任就去嫖妓，在妓船上請客時，“不知怎樣，妓家得罪了那位師爺，師爺大發雷霆，把席麵掀翻了，把船上東西打個稀爛，大呼小叫的，要叫河泊所來辦人。嚇得一眾妓女，鶯飛燕散的，都躲開了。一個鴇婦見不是事，就硬著頭皮，閃到艙裏去，跪下叩頭認罪。那師爺順手拿起一個茶碗，劈頭摔去，把鴇婦的頭皮摔破了，流出血來”。這位師爺嫖妓嫖成了這種樣子，真是滑稽得很，且下作到了極點。吳趼人這樣描寫師爺，實際反映出師爺在一般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在清代的不少戲劇中，師爺也常被作為嘲諷的對象。如在紹興社戲中，紹興師爺總是以哈巴狗式的二醜的麵目出現，他們一麵做貪官的走狗，一麵恣意欺淩百姓，同時又在導演的安排下，自己糟踏自己，鬧出很多笑話。他們的舞台形象總是那麼猥瑣、可鄙和可笑。台下的觀眾看到這些師爺形象，既感到僧惡，又感到解根。這些舞台上的師爺形象，實際上是按照觀眾的心理需要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