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爺曰常生活的內容是多方麵的，既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曰常工作狀態，也包括閑暇時的活動，其中很多生活內容具有很強的職業特征。這裏擇要介紹4個方麵的情況。
師爺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幕主付給的脩金。此外，有些師爺還能得到幕主及下屬衙門在年節及婚喪喜慶時饋贈的禮金，不廉的師爺還有賄金收入。脩金是幕主私人付給的，故無統一標準，既因地區和時期的不同而異，也因衙門等第的高低、公事的繁簡及幕主官階的不等而不同，同佐一官，不同的幕席所得也有很大差別，如果是名幕則會受到特殊待遇。
以刑名、錢穀、書啟、征比、掛號、帳房等多數地方衙門常有的幕席而論，刑名、錢穀二大席的脩金比較豐厚，其餘小席則脩金較薄。名、錢穀之中，刑名的脩金又最豐厚。清乾隆初年，刑錢二席的年脩，其極豐者，刑席是白銀260兩，錢席是220兩。乾隆二十四年一（公元1750年），安徽和州知州聘請的一位刑錢合席的師爺年脩是385兩。乾隆中葉以後，師爺的脩金漸次僧加。至乾隆五十年前後，刑名、錢穀等席，“月脩或至數十金”，年脩有達800兩者。（據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佐治藥言》及清人徐世璉《和州衙門乾隆二十四年帳目》）師爺陳天錫說，刑、錢二席的脩金，“每月銀百兩為最豐，等而下之至三四十兩”。師爺周詢說到四川各級衙口刑名、錢穀的脩金是：總督、布按兩司及鹽茶道的刑、錢年脩均1千數百兩，督署如刑、錢合席，則為2000餘兩。各道、府、州、縣刑錢的脩金以地方公務的繁簡為等差，最高的年脩為1440兩，次為960兩、720兩、560兩，最低的為360兩。關於刑、錢師爺脩金的地區差異，清人許仲元說：滇省（刑錢師爺）脩脯最優，即薄者亦（年脩）六百金。又如同治年間的刑錢師爺楊恩壽說：“粵西……各州縣亦窮極，不能奉脩脯，甚至有以（年脩）八十金聘一人，綜辦刑、錢、書啟者。”小席的脩金與刑錢大席相比，就少多了。汪輝祖說：“刑、錢一歲所入，足抵書、號、征比數年。”乾隆年間，刑錢以外小席的年脩，多者不過百兩左右，少者隻四、五十兩。汪輝祖初作幕當書啟師爺時，年脩隻36兩。安徽和州的小席，折封、征比合席師爺年脩是60兩，紅黑筆、書啟合席師爺是40兩，掛號師爺是35兩。周項說，四川地方大衙署中的小席年脩二、三百兩，州縣衙署中的小席年脩多者百兩，少者數十兩。名幕的脩金有時高於一般師爺很多。如鄔思道在田文鏡幕中時，每月的脩金為50兩。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台灣知府鄒應元曾似以年脩1600兩的高薪聘請汪輝祖入幕。林則徐曾擬以年脩千兩聘請一位著名的書啟師爺。幕主及下屬衙門饋贈給師爺的禮金稱為“年節敬”，其數目，少則幾兩、幾十兩，多則千百兩，視師爺本身的地位（所處衙門的等第、大小席）、師爺與幕主及下屬衙門主官的關係，以及下屬衙門官缺的肥瘠而定。
師爺的收入，在當時的社會中是不算少的，除去收入極高的少數大幕、名幕，即以一般師爺的收入而論，比起塾師來，也要多數倍或數十倍，足夠一個家庭的衣食之需。汪輝祖說，幕賓的收入“未有不給於用者”。可見師爺的生活一般來說是不錯的。汪輝祖做了幾十年刑名師爺，生活越來越好。他先後兩次娶妻，又收婢為妾，養育5男4女，用自己的脩金供諸子讀書應考，安排子女婚嫁，維持了一個大家庭相當不錯的生活。早年，他見人穿件新衣都十分羨慕，作幕十幾年後，他為二母立雙節牌坊，一次就花費了數百兩銀子。他還購置了許多田產，又在蕭山城南購置了一所新屋，額題“樹滋堂”，供全家居住。他又花了很多錢購買了大量圖書，並在宅後建起一座題名“撰美堂”的藏書樓。汪輝祖家鄉有個姓丁的刑名師爺，在河南遊幕多年，“羔市充庭”，生活也極富裕。也有不少師爺，由於種種原因，生活得並不富裕，甚至很苦。如失館待聘的擱筆師爺就很苦，汪輝祖曾說過：“失館必至於虧，諺所謂‘擱筆，窮也’。”龔未齋曾因生病、失館及清貧自守等原因弄得饑寒交迫。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裏說：“弟到省後，賦困三月，臥病數旬，典質俱空，饑寒￥迫。館事一誤再誤之後，竟無過而問焉者。每讀‘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不禁拍案大叫，聲震屋瓦，淚涔涔下矣！”許葭村也曾說自己：“館不過副席（小席），俸不過百金，內而顧家，外而應世，探我行嚢，惟有清風明月耳。”寫過《浮生日記》的師爺沈複總是“擱筆”，所以生活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