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和革命派合作，攜手抗清，是幫會發展史上一段最輝煌的時期。
清末，在義和團運動和自立軍起義失敗之後，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民傾向革命，以幫會為核心的下層勞動群眾的反抗鬥爭如荼如火；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隊伍迅速擴大。在幫會和農民群眾掀起的持續不斷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形勢推動下，革命派對幫會和農民的態度普遍發生變化。他們開始主張利用幫會進行革命。《辛亥革命》一書中說，革命派看到幫會在全國各地“久已蔓延固結”，具有很大的反抗性，猶如一觸即發的火藥庫，“隻待吾輩引火而後燃”。同時，幫會標榜的“反清複明”口號，與革命派的“革命排滿”目標相吻合，仿佛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找到聯絡幫會的捷徑與橋梁。於是，革命派便著手在各地大規模地開展幫會的聯絡發動工作。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在長江地區的幫會工作成績最為顯著。因為革命派的力量在這個地區比較集中，幫會在這一帶勢力也最為強大。同盟會成立前，光複會、華興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團體在這一帶聯絡幫會，進行了一係列的活動。主要是調查當地幫會的係統、分布及其內部狀況，尤以浙江光複會做得最為深入。浙江地區的幫會係統約有二十多個名目，一些規模較大的幫會，如龍華會所擁有的會眾，就號稱五萬。他們的反抗鬥爭更是連綿不斷，這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派來說，自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巨大力量。為了把它們從分散的狀態，集結成一股比較強大的力量，從清光緒三十年（1904）起，光複會的首領陶成章走遍浙江六府。其艱辛的程度如《章炳麟》一書中描述的“蓬頭垢麵，芒鞋日行八九十裏”。經過艱苦的跋涉奔波，六府幫會的情形盡為陶成章等所探知，他還通過與各地幫會頭目的協商溝通，使各府幫會糾合為一。陶成章所到之處，皆登台演說人種之分，民族之說。同盟會員佘英在四川日持書於城鄉間講演，聽者如雲。他們宣傳的中心思想是“革命排滿”，利用幫會中原有的“反清複明”口號來啟發幫會頭目，力圖將幫會統一到革命派的“排滿”目標之下。華興會的黃興和劉揆一兄弟對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的啟發教育，讓這個醴陵地區哥老會獨一無二的龍頭大爺，與華興會合作，為革命效勞。
雖然革命黨首領四處奔波，費盡口舌，但要把分散的幫會納入一個統一組織，真正置於革命黨的領導之下，這是最困難的一步工作。革命派采取了多種方式，進行了多次嚐試。光複會先在浙江嘉興開設溫台處分館，以聯絡江、浙、皖三省交界的幫會，魏蘭和陶成章先後分別擔任過這個會館的總理和執事員。陶成章等從嘉興來到紹興，協助徐錫麟辦起大通學校，作為浙東聯絡幫會的中心。由大通學校招收幫會頭目，入校練習兵操。規定入校學生都是光複會的會員。畢業後受光複會統轄。後來秋瑾改約束，頒號令，將光複會職員會分十六級，由徐錫麟、秋瑾等作首領、協領，分統以下全由洪門首領擔任；又將幫會編為八軍，並製定了光複軍軍製。華興會在湖南，采取組織同仇會的名義，專門聯絡湘贛一帶的哥老會。他們仿日本將佐尉軍製編製，由黃興任大將兼同仇會長，劉揆一任中將，掌握軍務，哥老會頭子馬福益任少將，專掌事務（實際操縱幫會指揮權）。湘贛一帶哥老會分子加入同仇會者達十萬之眾。革命派通過這些組織形式，雖然與幫會達成聯合，但實際並不能有效地領導幫會。每到緊要關頭就組織渙散，指揮失靈。在長江中上遊的共進會也是如此。革命派以共進會的名義，把長江一帶的三合、哥老、洪江、孝義等各大幫會的山堂香水作了統一，使他們在反滿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但是，共進會對各大幫會仍不能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各幫會仍按原來的係統和自己的堂口進行活動，組織散漫，號令不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湖北共進會吸收幫會，編成五鎮軍隊，因各鎮幫會兄弟意氣用事，不從命令，遂使所進行的暴動相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