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聯合幫會，經過多次的努力而不得要領，在屢遭挫折的情況下，有人主張改弦更張，別圖良法。光緒三十四年以後，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將工作的主要目標轉移於新軍。其實革命派聯絡新軍的工作也離不開幫會。因為新軍大多是穿上軍裝的幫會分子。正如共進會頭目所說：“清末凡常備軍巡防營以及警察新軍各色人等，若屬於各黨各派分子的方好立腳，如兩廣軍隊內的三合會；長江上下的哥老會；四川的袍哥孝義會；山東、陝西的八卦大刀會；河南、河北的紅槍天地會等，軍隊士兵均是此類分子居多。”幫會分子在軍營的比例，據記載川軍軍營官兵數逾七成，四川從隊長到夥夫，十之七八都是袍哥，由此可見一斑。因此，革命派聯絡新軍也多以幫會為紐帶。湖北共進會聯絡新軍是從聯絡其中的幫會分子為主，采用換帖拜把方式灌輸革命思想。陝西同盟會與新軍中的哥老會頭目張雲山、萬炳南等歃血為盟達成聯合的；廣東則由會黨同時混入軍營，暗中勾結；對於四川的保路同誌軍和各地的民軍，革命黨人更是以幫會為紐帶進行聯絡和領導。
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團體多次發動以幫會為主力的武裝反清起義。光緒三十年（1904），華興會的會長黃興，通過劉揆一和萬武與哥老會頭目馬福益取得聯係後不久，黃興親自偕華興會的副會長劉揆一赴湘潭，同馬福益會麵。約定光緒三十年十月十日西太後七十生辰，湖南全省官吏在玉皇殿行禮時，預置炸彈進行爆炸，宣布起義。長沙城內，準備由武備學堂學生為主，聯絡新舊各軍策應。城外以幫會為主，分為五路向長沙進軍。由馬福益派謝壽祺、郭義庭組合瀏陽、醴陵起義軍，申蘭生、黃人哲組合衡州起義軍，遊得勝、胡友堂組合常德起義軍，肖桂生、王玉堂組合嶽州起義軍，鄧彰楚、譚菊生組合寶慶起義軍。公推黃興為主帥，劉揆一、馬福益為正副總指揮。起義計劃既定，華興會便加強與外省的聯絡。9月25日，瀏陽普跡市按例舉行牛馬交易大會，黃興邀劉揆一等前往該地，與馬福益再度會麵。黃興交付馬福益等長槍二十支、手槍四十支、馬十匹，並囑咐等上海大批軍械運到後，即行起義。華興會由於缺乏經驗，會員發展太快，起義計劃過早張揚在外，被幫會中的一個敗類劉佐楫獲悉，向清廷告密。巡撫派兵包圍了黃興的住宅。碰巧黃興在外作客，後又於10月26日化裝成海關人員，與劉揆一等先後逃往上海。馬福益先逃亡廣西，不久又潛回洪江，與黃興等取得了聯係。1905年，馬福益在湘鄉被捕，遭到殺害。犧牲時，年約40歲。1906年在江西與湖南邊界爆發的萍（鄉）、瀏（陽）、醴（陵）起義，是在同盟會領導和影響下，以幫會為主力的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說：萍瀏醴地區，“向為湘贛兩省哥老會黨聚會之淵藪”，正當幫會繼續圖謀舉事之時，同盟會員劉揆一、蔡紹南從日本回到湖南，積極展開活動。劉揆一留在長沙負責全盤工作，蔡紹南去萍鄉上栗市，與在那裏聯絡幫會的魏宗銓會合，加緊活動。由於幫會各派不相統屬，蔡紹南、魏宗銓為使各派聯合起來，納入同盟會領導之下，以在湘贛一帶分布較廣勢力最大的洪江會為基礎，將哥老會其他支派和武教師會等並入。他們邀集萍、瀏、醴一帶哥老會首領等百餘人，在萍鄉舉行開山堂大典，歃血會盟，統稱六龍山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稱奉孫先生命，組織機關，以備驅策。
六龍山洪江會開山堂之後，發展之速，一日千裏，幾個月後，已蔓延數縣。麵對急速發展的革命形勢，1906年7月，龔春台、蔡紹南召集各路頭目商議武裝起義問題。決定分頭籌集資金，購買武器，並派人聯絡哥老會大頭目馮乃古和洪福會首領薑守旦，請他們加入洪江會，共同舉義。一時間，群情激動，武裝起義如箭在弦，勢在必發。萍瀏醴地區的反清活動，引起了地主豪紳的警覺，請求清政府派兵鎮壓。10月7日，萍瀏醴三縣官廳派兵勇突襲麻石的洪江會。蔡紹南、魏宗銓時在上海，接到龔春台急信後，立即回湖南，研究決策，決定於年底乘清吏封印過年時舉行起義。但由於反動統治者不斷搜捕殺害幫會頭目，萍瀏醴的幫會會眾紛紛要求提前起義。12月3日，當龔春台、蔡紹南召集幫會首領急商發難日期和辦法時，洪江會頭領廖叔保獨自率眾二三千人，在麻石首先發難。蔡紹南、龔春台等不得不通知起義於1906年12月4日提前爆發。起義軍占領瀏陽高家頭、萍鄉縣屬高家台等地，12月6日，二萬餘人集合麻石，向上栗市進發。起義軍在上栗市進行了整編，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推龔春台為都督，蔡紹南為左衛都統領，魏宗銓為右衛都統領，廖叔保為前營統領，馮乃古為後營統領。龔春台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名義發布檄文，就在這時，洪福會的徒眾萬餘人在薑守旦的領導下，也宣布起義，進攻瀏陽縣城。但是他們卻自立旗號，稱為“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複軍”，不受龔春台等人節製，發出的檄文，主張“排滿”建立漢人帝國。這些主張，與洪江會大相徑庭，與同盟會的綱領完全違背。說明這支起義軍與洪江會起義軍一開始就處於分立地位，不能統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