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是馬福益的家鄉，幫會勢力曆來活躍，組成了西路、東路、北路三支起義軍，各有數千人，起來響應。萍瀏醴起義不到十天，起義軍人數發展到十萬人以上，聲勢浩大，震動了長江中遊各省，搖撼了清朝反動統治，振奮了革命黨人的精神。清政府調集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五萬多人前來鎮壓，經過幾個月的血戰，起義終以寡不敵眾而失敗。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皖浙起義，是由光複會徐錫麟、秋瑾等人組織發動的。光複會策動這次起義，也是先從聯絡幫會入手。同一時期，四川革命黨人聯絡幫會，在江安、瀘州、成都、敘府多次發動起義；在孫中山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以幫會為主力的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饒平黃風起義，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都沒有成功。
上述一係列幫會起義失敗的事實，充分暴露出革命黨人聯絡會黨工作的嚴重缺陷：他們一般隻是聯絡幫會頭目，不注重廣泛發動幫會徒眾；隻滿足反清的宣傳，不注意深入進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以致在起義中常常出現不同的旗號、口號和鬥爭宗旨。他們重視利用幫會勇敢鬥爭的精神，但無法克服其紀律鬆弛的現象；他們在組織上不管采取何種方式與幫會聯合，都遷就保留了幫會的組織係統，沒有對幫會進行革命的組織改造。即使像光複會在浙江聯絡幫會工作做得相當深入，但幫會卻不願無條件脫離原來組織係統去加入光複會，後來陶成章等反複商量了幾次，規定幫會成員入光複會者，所有幫會口號、暗號，一切照“洪家”、“潘家”的舊規。這樣才使幫會顧慮消失，參加聯合。革命派除了聯絡少數幫會頭目，或在聯合組織中空掛幾個首領名目之外，實際上並不能領導和控製幫會，組織分散、號令不一的現象，就必然要發生。
雖然資產階級革命派無力領導和改造幫會，但並不排斥幫會在辛亥革命時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到宣統二年（1910）之間，群眾自發的反抗鬥爭發生了近千次。據統計，這些鬥爭很多是幫會這類秘密結社發動的。群眾自發反抗鬥爭的潮流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革命派就加緊聯絡幫會和醞釀起義，又推動革命潮流迅速走向高峰。所以，歸根結底，如果沒有幫會不斷組織群眾鬥爭，辛亥革命要迅速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