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種種幫規縛束，當賭場上的銅臭撲鼻而來時，便奮不顧身，縱身躍入賭場。
賭博風在中國大地上極為盛行，有關賭博的記載可以追敘到很久以前。當時“傳統”賭法有麻將、牌九、花會等不下數十種類，其範圍從城市到村鎮，賭場遍布，賭台廣設，一任所好。進入清代後，眾多幫會豈能放過這個掙錢的好去處，於是紛紛置身於賭場。據《中國幫會史》記載，廣東、廣西的洪門天地會就有過大開賭館的事例。甚至某些幫會職位名稱是從賭具借用而來，“其匪徒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小一至小十，係湖南紙牌之字”（《皇朝經世文續編》），可見幫會與賭博的密切關係。隨著幫會的公開化，賭博也隨之公開。在成都的袍哥們“公開賭博，旁若無人，軍政府門前，便有賭攤一百餘處”。《安徽文史資料》記載：在合肥的青紅幫首領勾結地方官員在家中私設賭場，“有恃無恐，門前竟掛出某某俱樂部字樣的木牌子，以廣招徠”，並從中抽頭取利。清末民初的《江西民報》曾報道，江西新城中田鄉的幫會“平素賭博，開煙館，無所不為，猖獗異常，鄉人被彼魚肉者不可勝計”。張子平著的《我所知道的馬福益》中說：清末醴陵僅淥口鎮就有賭窟數十家，“各賭窟多為會黨首領所設”。上海、南京、鎮江一帶的賭館，幾乎完全是青紅幫所開。
幫會設賭館，各地稱呼不同，象成都將幫會在賭館的頭頭叫“片官”。片官負責賭場招待（有上等飯菜和鴉片等），並墊錢放賭帳，還負責賭場安全。有片官在，賭徒就賴不了帳，官方就不會來抓賭。賭客輸了，第二天交現金四成，其餘允許欠賬。再賭輸，次日再交四成現金。每次所輸的錢都許可欠六成（中間贏了須還帳），到一次擺片結束，再算總賬。如付不清，可向片官請求拖欠一段時間，等籌齊了錢再清償債務。因有片官放帳，錢少能賭，無錢也能賭，所以賭徒們就放開手腳大賭起來。片官怎麼有這麼大的勢力呢？因為他們大都是幫會頭子。這些大幫會頭子有的既為朝廷高官，同時又在幫中任首領。由於他們處在這樣的地位，根本用不著給衙役送“包袱”（賄賂），衙門的小探子也不敢過問他們。賭徒如在賭場發生爭吵，自有片官的兄弟夥維持秩序。賭徒賴帳，片官便派兄弟夥去索要，不怕賭徒不給，片官要是不客氣就會派兄弟夥把賴帳的賭徒“毛了”（暗中收拾掉）。賭徒們知道輕重利害，所以也不敢賴帳。片官的責任是組織擺片，負責賭場安全等，其權利是向贏家按5%抽頭。撲克抽頭按“朗”計算，20轉為一個大朗。一個大朗，片官可抽頭十幾元。一副撲克，每天要打20個大朗，一共要抽頭200多元。如同時有10副撲克在賭，那一天抽頭就有2000元。一天開一二十桌是平常的事。除了獎賞兄弟夥，招待賭徒，賞給賭徒所雇車夫酒錢用去很少一點外，頭錢絕大部分為片官所得。
當然，並非所有的賭館均由幫會親自開設。有些賭館是幫外流氓無賴所經營，即使如此，也必須借重幫會中有麵子的頭目做靠山，以求保險。不用說，那是要交一筆數目可觀的保險費為代價的，幫中人稱之為“收陋規”。比如說，有一個幫外流氓某甲打算邀集賭客抽頭聚賭，他就必須在事前將聚賭的地點選定了，先到占碼頭的幫會頭目那裏掛號，交上一筆掛號費。掛號之後，幫中就派一個善於說話應對的門徒到該賭場去作為常駐代表，專門負責應付外來“尋銅錢”的流氓（幫中把拆賭場之梢稱為尋銅錢），複派“吃得做得打得死得”的“四得”兄弟十餘人，分布賭場四周，嚴加保護。而後，該賭場方可安心聚賭，不致發生意外。萬一有官府差役前來捉賭也不怕，因為幫會中的那位“常駐代表”與官府差役是互通聲息的。捉賭之人未至，而通風之人先到，場主與賭客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從從容容地逃之夭夭。因此，“掛號”又叫“保險”，確是名副其實的。當然，要請幫中保險也不容易，場主必須向碼頭霸主預先聲明，保險費完全由場主負責支付。如果場主不走運，賭場生意不佳，弄得入不敷出，保險費也不能短少分文。因此，場主做這種大生意必須反複掂量，如果沒有充分把握，是不敢貿然向幫中請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