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書·說命》中記載，殷王武丁即位後打算夏興已衰落的商王朝，他夜間夢得聖人，其名“說”，他檢查了群臣百官，他們沒有名字叫“說”的。於是他下令尋訪，在築城的犯人中找到了一個名“說”的。武丁一看，果然是夢中所見。因為他正在傅岩服刑，故名傅說。武丁任命他為宰相，作《說命》三篇（現傳者為偽作），其下篇有“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意為如要調好羹湯，希望你能掌握好鹹酸，用此以喻治國。古代中國人最早認識和用於烹飪的是鹽（威）、梅（酸）二味，最早需要調味的菜肴是羹。因此盡管《說命》是偽作，出現較晚，但這兩句話所表現的飲食烹飪意識並不晩。《詩經·商頌·烈祖》中就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的句子。它至晚也產生於西周春秋時代。
《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齊景公向晏嬰（齊賢相）稱讚其佞臣梁丘據，說梁丘據善於體會其意思：“唯據與我和夫！”言隻有梁丘據才能永遠與他保持一致、彼此和諧吧！晏嬰斷然地否定了景公的說法，他指出：“這隻是‘同’而不是‘和’。”景公感到詫異，問道：“‘同’與‘和’還有差別嗎？”嬰回答說：“差別很大，甚至完全相反。”
“‘和’如製成的羹湯，它五味調和，味道鮮美。這是因為廚人在用水火烹煮魚肉過程中，用了醋、醬、鹽、梅等調料，以除腥去臭，增加美味。為了使其鹹酸適度，還耍去其有餘時補其不足。經過反複加工，才做成羹，君子吃了感到特別適口。這正如君臣相處。君王認為正確而肯定的，實際上是錯誤的，臣子就要進獻否定意見，而使君王獲得正確的認識。君王認為錯誤而否定的，實際上是正確的，臣子就要進獻青定的意見，而使君衛能夠排除錯誤的認識。這樣才能獲得政治上的安定而上下不相幹犯，人民之間也不會發生爭鬥之心。正如《詩經》說；‘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目，時靡有爭。’先王調和五味，調諧五聲（音樂）都采取這種態度。處心和平，治道才能有成。”
晏嬰又批評梁丘據對待君王的態度：君王認為正確，梁丘據就隨聲附和，君王認為錯誤，他就力張排斥，這是“同”而不是“和”。
晏嬰根據烹調羹湯所總結出的政治理論在古代影響很大，使人們認識到用兩種相反的政治觀點相互諧調的必要性，而且這種“和而不同”的態度被公認為是忠直大臣的美德。曆數曆代名相名臣，如諸葛亮、魏征、狄仁傑、宋璟、姚崇、陸贄、趙鼎無不是如此。所以古代“忠”的標準並非是指隻說好話，阿俠奉迎，而是敢於諫君之失，糾正君王的錯誤。至於隻說好話、說奉迎話的則被認為是“同”，而“同”的作風是被看作“妾婦之道”的。英明的君主應該敏銳地識破和清除這類人。
這種做宰相如做宰夫、治理天下如調和羹湯的說法被後世視為固定觀念接受下來，“調和鼎鼐”成為主持國政的代稱。但這也反映了傳統政治的簡單和帶有不確定性，它給政治科學的進步造成障礙。
在殷周時期，政治確是比較簡單的，因為那時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又分封了許多諸侯，天子所治隻是極小的一塊土地。政治主要是對臣民剝削多少、壓迫輕重、處理寬嚴的問題。《莊子》曾用“狙公（養猴者）賦芋”的故事來比喻統治者對民眾的愚弄。狙公早上給猴子們吃三個芋頭，晚上給四個，於是眾猴皆怒。他改變成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於是眾猴皆喜。這種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伎倆，與政治上的剝削多少、壓迫重輕、處理寬嚴相似，其實都是騙人的把戲。但當民智未被開發，社會製衡力量還沒有出現，這種“皆怒”、“皆喜”的悲喜劇場麵，不免還要經常出現，這就給宰相們開拓了施展其調和手段的無限廣闊的天地。
隨著社會經濟的複雜化，管理地區日益開闊，政務、政治日益繁重，僅憑統治者隨意處理事務應付不了局麵了，於是就出現了“法”。晉有“鑄刑鼎”之舉，雖然這個“法”還不是現代意義的“法”，但在古代它仍沒有被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它和“術”又組成了類似“鹽”、“梅”的二端。韓非子曾教導統治者不能完全依靠公開的、眾人皆知的“法”，還應有藏之於內心，不告訴任何人的製人之“術”。整個中國古代都是在“法”“術”兩端調和、調節。
這種政治“如和羹”之說也帶有天然的不確定性，這和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因為不確定，不僅很難用客觀的價偵：尺度來衡量，而且也沒有細密的、客觀的程序步驟使後人易於效法。調和五味強調適口而已，但眾口難調又怎麼辦？政治上的“寬嚴”也是這樣，清代趙藩為武侯祠寫的那副對聯中的“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是說後世效法諸葛亮的“寬”或“嚴”都有失敗和錯誤，而沒有像諸葛亮一祥取得成功，關鍵在於他們“不審勢”，什麼是“審勢”呢？這就“隻可意會，不能言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