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政治的多元化為各種學術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自由的土壌。各種學派的代表人物特別關注的是政治問題和人生問題，人生自然離不開飲食。因此，先秦諸子隻要有著作流傳至今，或多或少都接觸過飲食文化問題，其中考慮最多的是儒家學派和墨家學派。
（1）重視飲食文化的儒家
儒家起源於古代方土、術士。古代方士、術士類似後世的巫，他們掌管祭祀，是溝通天地之間、鬼神與人之間關係的人物。溝通關係的方法就是祭祀。因此他們都嫻熟於禮，懂得飲食烹飪之道。
孔子論飲食，許多與祭祀有關。他把民食看得非常重要，作為立國的三個基本條件（三條為兵、食、信）之一。他承認人們口腹之欲的合理，自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在《論語·鄉黨》中，孔子又提出過主要的飲食衛生原則，包括食肉放久變味則不食，烹飪不熟不食，祭肉超過三日則不食，從市場買來的酒和脯，因為不能保證凊潔則不食。“不時不食”是指要定時吃飯，“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是指吃飯應以主食為主，副食雖多，也不多吃。這些除反映了華夏民族的飲食文化意識外，也合於飲食衛生，因為肉食確不易消化。“不撤薑食”，因為薑味辛，有祛濕解毒作用，食前吃一點薑是有益於健康和飲食的。
在這裏，孔子還說過：“不得其醬不食”，當時肉菜多為淡味，須蘸而食，而不同的肉須搭配不同的醬，此條屬於菜肴配伍的講究。“惟酒無量，不及亂”，當時酒含酒精度很低，孔子主張可多飲，但不要喝醉。“割不正不食”反映孔子吋飲食的重視，按照禮的規定，在祭祀時，要對牲體進行選擇切割，其中有一定規格。孔子也要按這種規格進食，這也反映了儒生的職業習慣。
孟子在其著作中，以雄辯家的姿態宣布了人們對口腹之欲和對美食美味要求的合理性：“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他反對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剝奪民眾的口腹之欲：“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箅而食人也。”他主張君王和人民一同亨受生之樂趣，他的“仁政”理想就是為達到這美好境界的手段。他認為從群體上來說，隻有在溫飽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人和人之間的和諧關係，百姓才會文明而富幹教養。從個人來說，應該富於精神力量，使它能戰勝人的本能要求。這些在研究人格問題上是富於啟發意義的。
（2）質樸的墨家飲食文化思想
墨家的思想及實踐代表了個體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利益。衣食問題對他們來說是極為迫切的：“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七患》）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他們又認為：“今也農夫之所以早出暮人，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人們是為口腹，才去努力工作。
墨子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人民吃飽肚子的問題。他反對統治者的飲食奢侈，因為這都是從百姓那裏剝奪來的。他說統治者“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辭過》）。君王提倡奢侈，左右效法，造成極大的浪費，因為人的實際消費有限，食前方丈大多是擺排場。他認為飲食隻要做到“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芳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節用》）。因此，他認為君主吃的主食“黍稷不二，羹胾不重”，也就是一飯一菜，食器隻有陶器就可以了。被柳宗元稱為是墨子學派所作的《晏子春秋》強調飲食的親和作用，謂“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這是墨家學派注重團體力量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