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最初的的就是為了果腹，當然在吃食物時也有精神上的放鬆和對食物的品味，但這點因進餐而產生的精神上的快感與生存需求比較起來是很微弱的。隨著文化的發展，這十分微弱的精神上的快感逐漸衍化為一種精神需求，特別是對已經能夠果腹的人們，前麵我們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如原始人在飲食中所獲得的精衝享受，奴隸主在進餐時聽感受到的對匍匐在自己腳下奴隸的威懾力量，以及在飲食文化其它領域裏所記錄的人類文明進步的足跡，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人對飲食是有多重需求的。這一章將會著重談一下飲食和一些食品所具有的文化色彩，以及它們與人們精神生活的聯係。
（1）食物的製作與飲食的親和作用
前麵曾經談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的道理，這個道理不僅體現在進食之中，而且也表現在食物的製作過程之中。悠閑的工作本來就會使人心身舒泰，製作食物更會使人聯想到進餐時的愉快，於是這種勞作本身就把人們帶人歡娛的境界。
需要多人動手製作的食物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餃子的製作。人們一般把餃子當做上等食品，往往在除夕之夜、逢年過節、家中來了客人或在喜慶之時食用。主廚者剁焰、拌餡及和好麵之後，往往是家人親友一齊動手包製。如果邀請來客一起包餃子，也不會有慢待客人之嫌。人們聚在一起邊說邊包，氣氛融洽，加深了理解和感情，友人也會產生真正進人了這個家庭之感，仿佛與這個家庭的所有成員打成一片，甚至成為其中的一員，可見製作餃子對家人親友所起的親和作用遠勝於吃餃子本身。
一些少數民族吃糕（或糍粑）也是如此，人們不隻重視吃，而且還重在“做”和“打”。糕團與歲時節俗關係非常密切，很多民族（如朝鮮族等）在春節、清明節、賞新節、重陽節、冬至節都要做糕或打糕（或糍粑）》在製作過程中男女老少都參加，捶杵之聲伴合著歡歌笑語，形成愉快的節奏和美的旋律，給節日增添了歡樂氣氛，也增加了互相了解和感情。
北方秋季以後經常食用的烤肉、涮羊肉也有其獨特之處。生肉片端上席麵後，要食客自烤自涮。烤肉是食客站在爐前“以箸夾肉，於鐵絲籠上燔炙之”（夏枝巢《舊京秋詞》注），然後自己搭配佐料，圍聚而食。這種吃法不僅使食客能夠自己掌握肉質的老嫩和菜肴的口味，而且令人回憶起狩獵時代質樸的食俗。《紅樓夢》寫了一個吃烤肉的故事。當史湘雲聽賈母說有鹿肉後便“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裏弄著，又頑又吃。’”他們派人拿了鐵爐、鐵叉、鐵絲幪子同平兒、探春自己切割自己烤著吃，不僅“野”味十足而且是“又頑又吃”。關鍵在於“頑”，在於遊戲，這自然會加深遊戲參加者之間的感情，對於站在遊戲之外者也自然會產生一種排斥情緒。史湘雲就指責沒有加入吃烤鹿肉行列的人們：“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並標榜他們能吃能頑的才是“是真名士自風流”。
（2）趨吉避害心理與飲食習俗
華夏民族是個樂觀的民族，並對未來充滿了吉祥如意的向住。在蒙昧心理很重的時代，人們往往認為自己的語言文字具有一種神秘的魔力，經常說什麼就會實現什麼。因此一句吉祥的語言可以使人高興半天，一個不吉利的詞彙可以使舉家不安。食物、食器的名稱與人們的願望、向往相符還是相違，都會在人們心理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在人們的飲食習俗中就山現許多禁忌。
最通常的是吃飯的“飯”字，因為它與“犯”字同音，與“翻”字音近，所以從清宮廷到土匪盜賊都忌諱這個“飯”宇。清代皇帝吃飯就說成“進膳”，開飯說成“傳膳”，乃至連“吃”都避諱說成“進”，“吃得香”說成“進得香”。打家劫舍的土匪盜賊更忌諱“飯”，他們把“飯”稱之為“瓤於”（意為飯在人肚裏如瓤子在瓜中一祥），“膳”和“瓤子”雖有文野之別，但反映的心理活動則是一致的。
筷子名稱的變遷也說明了這一點。它本名“筋”、“箸”，取助人進食之義。“箸”音“住”，對於滯於旅途，特別是漂泊於江河湖海之上的船民，“箸”這個名稱則不免被人厭惡，於是他們便用“住”的反麵“快”來代替“箸”。明代《推篷寤語》中言：“世有誤惡宇而呼為美字者，如立箸諱滯，呼為快子，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大夫間，亦呼箸為快子者，忘其始也。”隨之而來的是忌“碗口筷”，即把筷子平放在碗口上。這在船民看來，就意味著船要擱淺，桅杆要倒，船要傾覆。至於長短筷意味著詛咒，雜色筷意味著不和，則更是諱忌習俗的擴展了。
上述都是“避害”的一麵，“趨吉”心理在飲食習俗中表現得更為強烈，特別是年節和喜慶之日的食品，都帶有祈求平安幸福、向往進步光明之意。中國傳統節令大多是用“吃”來紀念或慶祝的，因此與之相關的食品必有意義，能表現出人們的價值取向。如南方除夕夜要吃粘糕，因為“粘糕”諧音“年高”，寄托了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南方有些地方除夕夜要吃魚，也因為“魚”諧音“餘”。吃魚還往往隻是個象征，它是宴會的最後一道菜，端上桌基本上是擺擺樣子，誰也不去吃它，這意味著這尾龜是今年剩下的，留給明年。還有些地區一上熱菜就是有頭有尾的全魚，一直擺在桌子中間，直到宴會快散時人們才開始吃魚。這兩種吃位風俗都體現了人們對“年年有餘”和家業發達的渴望。
元旦時，要“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見宗懍《荊楚歲時記》）。飲用椒柏酒、桃湯、屠蘇酒都有除災祛邪之意，“膠牙餳”則取其膠固之義。“辛”與“新”諧音，食五辛（蔥、蒜、韮、寥蒿、芥）用以象怔新的一年到來。立春時節要吃生菜（見漢崔宴《四民月令》）是因為立春之時萬物萌發，食生菜亦“取迎新之意”。至今北方在立春時要吃春餅（一種極薄之餅）裹之以掐菜（綠豆芽菜）、菠菜（為越冬之“風障菠菜”）、韮黃（為“暖洞子”所出），並且生吃蘿卜，名之曰“咬春”，這些都說明了古代食生菜的立春食俗的流風遺韻並未全泯。
另外，如正月十五吃湯圓，寓意合家團圓；二月初二龍抬頭時食龍須麵，寄寓了對豐年的向往；五月端午節食五毒餅，意在以毒攻毒；八月中秋的月餅和團圓餅，記錄著親人歡聚；九月重陽的花糕取義於登高；冬至吃餛飩則有慶祝“一陽始生”之意。這些食品和這些節日幾乎融為一體，或者說某種食物就是某個節令的代表。有的從表麵上看來還有點迷信，實際上它反映了人們的願望，並給人們帶來了歡欣和喜悅。從以上事例中都可以看出中國飲食理論非常重視飲食、食品對人的心理滿足程度，而不是隻停留在生理滿足上。這種充滿著人生情趣的生活藝術，難以用“科學”的或“實用”的尺度去衡量。
（3）曆史名人、傳統文化與飲食習俗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沒有三千餘年有文宇的曆史，沒有出現過那麼多曆史名人，中國的食品就一定會減色許多。像粽子這種極為普通的食品，如沒有與苦苦探求真理的屈原、沒有與他那“雖九死而不悔”的勇敢抗爭精神和最終“懷沙而自沉”的悲壯行為聯係在一起，那麼它決不會成為風靡全國的食品，並且流傳了兩千餘年。屈原的精神和人們對屈原的同情與景仰，使得粽子具有了不尋常的文化意義。
又如四川的文君酒，必然使人聯想到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到成都後當壚賣酒的風流韻事；鬆江的鱸魚膾和蓴菜羹一定令人想起久居北方的張翰深沉的鄉思；飲茶必推崇陸鴻漸；喝酒定要傾慕李太白。這一切都是中國飲食所獨具的文化色彩，它也是中國飲食富於經久不衰的魅力的一個原因；特別是隨著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這種魅力將更加吸引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