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市井飲食文化麵麵觀
市井飲食文化可以說是與城市一起產生的。先秦就有了飲食行業，賣酒、漿及各種食品。孔子就有“沽酒、市脯不食”的戒條。《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荊軻“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但由於城市還不發達，飲食店鋪非常少，人們旅行還要“贏（擔也）糧”（見《莊子·胠篋》）自攜釜鬲。
這種情況到漢代有所轉變。《鹽鐵論·散不足》中說：“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吋。”從這段記載可見漢代飲食行業就十分發達，飲食店鋪重視食客的需求，生產符合時令的流行食品。文中還列舉了十九種食品，如枸杞豬肉（枸豚）、韮菜煎雞蛋（韮卵）、狗肉片（狗）、馬肉羹（馬朘）、煎魚、切肝、醃羊肉、冷雞塊（雞寒）、馬奶酒（桐馬酪酒）、驢肉幹（蹇膊）、狗肉脯（狗脯）等等。
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戰亂頻仍，飲食行業還是有所發展。晉代詩人阮籍的鄰居有賣酒婦，十分美貌，當壚賣酒，阮籍“常詣婦飲，醉便臥其側”。賣酒女的丈夫知道阮籍狂放，也不以為疑。《世說新語》中記顧榮在洛陽時曾感慨“行炙人”“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遂把自己那份“炙”（烤肉）給他吃了，還引起與宴者的譏笑。這位“行炙人”大約就是受雇於烤肉店的夥計，否則，他不會終日幹端送烤肉的差事。
隋、唐兩代飲食業有了很大發展。隋煬帝在大業六年（610）還搞過一次在酒食店吃飯不要錢的自欺欺人的滑稽戲。為了自炫於外國人，他讓賣菜的都鋪上華貴龍須席。外國人路過灑樓飯店，就被拉人吃喝，吃喝完畢後不要錢，還欺騙他們說：“中國物產豐富，吃飯從不要錢。”外國客人口頭上不免讚歎一番，但他們不是癡人，一定會竊笑隋煬帝和中國人的愚蠢。不過，從這個故事中可見當時飲食行業之繁榮。
到了唐代，不僅通都大邑有酒樓飯店，即使鄉村集鎮也有獨具風味的酒店飯鋪。杜牧的“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都是例證。至於東西二京（洛陽、長安）、“揚一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這類極其繁榮的大城市飲食行業中多具有特色的店鋪，如胡人開設的酒肆，李白就有“五陵年少金市東”、“笑人胡姬酒肆中”。這種酒店專賣胡人食品，如高昌國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以及“胡餅”、“五福餅”、等。有些酒店“胡姬”還可能即興起舞，以招徠顧客。
另外，還有肴饌豐富的“澆店”。這種店鋪以經營節令食品為主，甚至於吸引了全長安的豪貴，每日車馬盈門。此店享大名者有元日賣的“元陽臠”，人日（正月初七）賣的“六一菜”，上元節（正月十五日）賣的“油畫明珠”，二月十五日賣的“涅盤兒”，上已（三月初三）節賣的“手裏行廚”（可能是供旅遊的盒飯之類），寒食節的“冬淩粥”，四月八日之“天餃餡”，五月初五的“如意圓”，伏日之“綠荷包子”，中秋節之“玩月羹”等。一年不斷，四季常新。
此外還有專賣花糕的“糕坊”'專營胡餅的胡餅店、賣酒兼賣唱的旗亭等。這些滿足不同層次需要的酒樓飯店，不僅能給行人商旅提供方便、解饑解渴，而且逐漸形成了有特色的、不易被他人模仿的高級食品，從而為城市中的豪富及其它有閑階級（如道士、僧尼、胡人等）服務。
兩宋是市井飲食文化的高峰階段。北宋汴京有名的酒樓就有七十二座，號稱“七十二正店”。它們是大飯店，服務對象主要是豪富貴官。這些大飯店一進門有主廊，約百餘步長。“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這些“小閣子”又叫“酒閣子”，仿佛今日的小室雅座，可見其店堂寬闊和氣派。其著名者如“潘樓”、會仙酒樓'“清風樓”、“張八家園正店”、“長慶樓”、“白礬樓”（又稱樊樓），這些大飯莊就是汴京繁華的象征。汴京失守，宋室南渡後，詩人劉子翬憶及汴京賞心樂事時還深情地寫道：“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汴京紀事》）那時朋友歡聚宴飲多在夜晚，這些大飯店相應配合，有的營業直至深夜三更。
另外還有一些中型店鋪，雖然它們沒有大飯莊那樣風光和氣派，但也能以自己價格較廉和具有特長的肴饌招徠顧客。如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奶酪、段家熝（熬）物，甚至有以醃製菜蔬而有名者，如州橋炭張家、奶酪張家就以“醃藏菜蔬”質量好而聞名。這是中塑店鋪得以生存的基礎。
其它的還有隻賣酒及下酒物的“腳店”，和隻賣一兩味食物的小吃店，如瓠羹店、油餅店、胡餅店和各種包子補。它們的主要特點是價廉，如“煎魚、鴨子、炒雞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類，每分不過十五錢”（見《東京夢畢錄》），也很方便，都能做到“即時供應”，至於肩挑手提，走街串巷；或羅列於市，市開而至，市散而去，都喚作“雜嚼”。這是更為大眾化的經營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