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儒”的三個比喻本來是擬之不倫的。因為與名人相比，應該比名人之所以成名之處，而不是與其一般之處甚至是短處相比。如李白詩才照耀古今，但又善於飲酒，而隻會喝酒的蠢才就不宜以半個李白自居。“老儒”總是用古代名人的“短處”與嚴訥“長處”相比，而這個“長處”又是聖賢所羞道的“名利”。孔子一生棲棲惶惶推行其主張而不遇，隻在故土魯國作了三個月的司寇，還因為政治觀點不同，所以舍之而去。這自然不能與苟合取容、小心謹慎作太平宰相的嚴訥相比。當然，勝於孔子的話還是嚴訥自己說的。“老儒”既無阿泱奉承之嫌，又滿足了嚴訥自尊自貴的欲望。而且“老儒”出語驚人，似奇似怪，但仔細思考，又有幾分“道理”，這種拍馬的智慧必使嚴訥十分開心。“老儒”真當得起這個“老”字，不過他是老謀深算、老奸巨猾、老不知恥而已。他善於揣摹達官貴人的意圖？也善於使用欲擒故縱的手段，所以拍馬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從伏羲氏那裏得不到的好處，嚴訥會給他的。
我在題目上用了“樣板”二字，決沒有把“老儒”的手段視為如同“樣板戲”一樣，學之不能有“絲毫走樣”。“樣板戲”中的人物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固定的模式，要符合“三突出”的原則，而拍馬的藝術及其成功的關鍵在於靈活掌握，要因人、因地、因時而製宜。譬如老儒輕易奉送給“相國”的孔子、周公、伏羲等名號，對於一生謹慎的嚴訥，十分受用，如果拿來歌頌自認為比古人高出千百倍的貴官，則不免會召來怒斥，甚至是橫禍。隋代名詩人薛道蘊以上《高祖文皇帝頌》而被隋煬帝所殺。煬帝認為道蘊明裏歌頌其父文帝，暗裏是在貶低自己。誰說“歌德派”得以免文字之禍呢？薛道蘊的遭遇就是一個反證。因此，說好話、奉迎話遠非拍馬必成的訣竅，而審時度勢，因勢製宜才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