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家聶紺弩先生在其詩集——《散宜生詩序》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在北大荒八五〇農場第五隊勞動，一天夜晚，正準備睡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麼人都做詩。說是要使全國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魯迅、郭沫若。”這個時代過去三十多年了，但人們記憶猶新。當時的風氣是從數量上衡量詩的！
中國人多詩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
這是從“人多好辦事”的角度讚美中國詩歌創作的成就。既然人口數量是世界第一，那麼“詩人”數量也應該是世界第一。一人寫一首，就足以把“美帝”嚇死。
躍進歌聲飛滿天，歌成海洋詩成仙。
太白鬥酒詩百篇，農民隻需半袋煙。
這是從做詩速度去讚美民歌的偉大成績。既然李白喝酒時間比農民抽煙速度慢十倍，那麼農民用半袋煙時間做的“詩”自然就勝過“李白鬥酒詩百篇”十倍了。這個邏輯在今人看來十分奇怪，而在當時卻十分盛行，而且不許人懷疑，如稍有不同想法就難免右傾之嫌。人們忽略了做詩需要才能（當時有人就此題著文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也忽略了根據“上級指示”做出的詩與在審美衝動支配下做出的詩有根本的不同。前者能稱之為詩者寥寥無幾。古代那麼多應製奉勅——這是奉皇帝指示而作——之作有多少播於眾口為眾人所欣賞？乾隆皇帝做的“詩”，數量之多，可以說冠絕古今，大約與《全唐詩》數目相等，是李白詩的四十多倍，杜甫詩的三十多倍，除了奉命拍馬的朝臣外，評論家似乎沒有認為其詩可以超過李白、杜甫的，更不用說超過李白、杜甫三四十倍了。《全唐詩》共收錄詩人兩千多人，《全明詩》尚未編出，但尚缺兩集的《明詩紀事》就收錄詩人三千以上，估計《全明詩》編迄，至少收詩人一萬餘人，就數量來說肯定在唐詩人的五倍以上，但誰也不會認為明代詩人的成就是唐代詩人的五倍以上。如果評論詩歌成就隻根據數目，如此簡便快捷，那麼研究曆代詩歌史就不需要文學史家，而要“數學家”了。而三十多年前從事民歌評論和創作的專家們長的大約都是數學家的頭腦。那時渴望一天出幾十個李白、杜甫，結果是幾十年了，一個李白、杜甫也沒出。“數學家”評論起文學來，大體是不太可靠的。
唐代幽默家侯白的《啟顏錄》中有則故事說：北齊皇帝高歡曾令人讀《文選》，當讀到郭璞的《遊仙詩》，嘖嘖稱歎真好，真好周圍的諸學士也順著皇帝口吻說：“這組詩極為工巧，正如皇上所言。”坐在一旁的滑稽演員石動莆馬上站起來說：“這組詩有什麼了不起，要是讓我作的話，一定比它好一倍。”高歡初一聽很高興，又一想便斥責石動莆：“你是什麼人？敢說如此大話，說你作的詩勝過郭璞一倍？你作作看，如勝不了一倍，就要殺死你。”動笛說郭璞的《遊仙詩》中有‘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我作的詩是：‘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這詩豈不勝郭詩一倍？高歡聽了哈哈大笑。
南朝詩歌評論家鍾嶸曾以“攜上之才，變創其體”來評價郭璞及其《遊仙詩》。高歡讀郭詩而稱歎，這是正常的審美鑒賞。那些“學士”隨聲附和“此詩極工，誠如聖旨”，這是變評論為諂諛，其宗旨已不是評論郭詩，而是奉迎皇帝了。或許他們對郭璞一無所知呢！這時看慣了群臣諂媚醜態的石動莆也頗有點忍不住了。他故意力排眾議，包括皇帝的意見，貶低郭詩，並說自己能寫出比郭氏好一倍的詩。頭腦遲鈍的高歡最初還沒有反映過來，正為禦前有此多才多藝的石動莆而高興呢！過了段時間他才有所領悟，石動莆真有才與郭璞相比？什麼叫勝郭詩一倍？所以他才斥責動莆，並以死威脅他。但動莆並未退縮，而且宣布他立刻就作出“勝”郭璞一倍的遊仙詩，這種說法是頗有點轟動效應的。他大膽地把定量分析引進了詩歌藝術，似乎藝術也如物質中的化學成份，經過仔細的分析可以知道其確定的數量，這也許是當今熱衷於新批評方法引進的人士莫能望其項背的。當人們期待著石動莆作出什麼佳篇美句的時候，他拿給人們的隻是“青山兩千仞，中有兩道士”，這種以數量取勝的詩句。石“詩”中的數量的確勝郭詩一倍，但其“詩”的質量已由齊高祖的笑聲作了結論。石氏的作詩法並沒有成為絕響，一千多年之後的大躍進民歌也是注重以數量取勝。你寫個“南瓜如鬥大”，我就寫個“南瓜用車拉，一車一個累壞了馬”，於是我便勝你數倍。數量的增大與詩歌的質量成正比，因此做“好詩”成為十分容易的事，隻要注意增大數量就可以了。這就不需要什麼靈感才智、平上去入，隻要識數，知道大小多少就可以了。時隔一千多年，兩者還是有很大不同的，石動莆不過是在逗笑，而今人卻是在十分嚴肅地以數量大小衡量詩歌優劣呢！當然，這隻是從政治需求出發，至於它能得到有審美感受的人們的多少認同，那是另一個問題了，似乎提倡者也不太關心這些，所以，當有人提倡“寫詩，需要才能”，就不免要被判定為右傾分子，因為當時意在“作”政治，而不是作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