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詩歌早巳超出文學的範疇，有時它就如現今流行的名片，成為向他人與社會介紹和推銷自己的工具，特別是格律嚴謹、因難見巧的律詩、排律更給作者以向人展示才華、訴說懷抱的機會，因此紛紛被用於交際應酬、投贈幹謁。用現今時髦的話說，可以叫作“公關詩”，即是起到公關作用的詩。這類作品，作為詩的那些特征，如“詩言誌”、“詩緣情”、“言為心聲”等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如果讀者從中要尋找什麼生活、真情實感，隻能怪自己是笨伯。
投贈幹謁是作者把寫好的詩文呈給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一般說來皆有所求。宋以前以求官謀事為主，宋以後以請資助、打秋風者為多。因此作者在詩中都要詳述家世履曆，以及自己的誌向抱負。在這方麵如同今日印名片一樣，吹得越大越好。詩中或言自己數代簪纓、累世華胄，或言自己詩書傳世、抱道自守，總之是不同凡響。但詩中寫及當前處境則與印名片大相逕庭了，詩中不僅不能張揚自己的得意之處，還要反複陳述自己如何窮困潦倒，如何不得誌，不得展其長才，仿佛是落難公子、倒運王孫。這祥不僅能喚起對方的同情，也為張口求人作鋪墊。這種寫法逐漸成為一種程式——幹謁詩的程式。它影響極廣，像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未能免俗。這類詩歌中所寫的內容究竟有幾分可信，則依作者的人品而定，謹愨老實者，打上幾分折扣，還有點兒可信之處；油滑玩世者，也許就是南轅北轍，相信一分則上一分的當。
馮夢龍《笑史》中記宋代李廷彥給上官獻上一首《百韻詩》，其中雲：“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長官看了十分同情他：“沒有想到您家中有如此大的災禍，兄弟全都死在外鄉。”李廷彥回答說：“您不必難過，這是寫詩，我隻圖個對偶工整親切。”有位客人在一邊與他開玩笑說：“何不寫作‘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還可以保全兄弟呢！”
故事中的那位長官讀了《百韻詩》，受了誤導，相信了李廷彥的話，白白地浪費了感情，沒有想到廷彥隻是為了“對偶親切”。從李廷彥方麵說，他還是個老實人，沒有就坡下驢，默認了家中的“凶禍”，而就此求得一些同情與幫助。從上官那方麵說，他也是個忠厚長者，性情敦厚之人。其實，他看到長達百韻的幹謁詩，第一個念頭就應該是其中一定有大量的水份，有大量的“虛比浮詞”。這種百韻排律，即使精於此道的杜甫、白居易、劉禹錫，一生也未寫幾首，李廷彥有多大詩才？他要做足百韻詩，除首尾四句兩對不需要對偶句外，還要湊足九十八對一百九十六句對偶，這真是要捜索枯腸、沒話找話，自然會用許多不情之辭去充塞。其中最常見的是渲染不幸，它不僅有實際功效，從“藝術”上來說也是“歡愉之詞難工，窮愁之詞易好”，這是自古以來詩人們的共同認識。因此，李氏在“舍棄”了自己的兄弟之後，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上官”的關注。文學的社會效果達到了，可惜李氏沒有充分利用它，這也許是古人的淳厚之處。從公關角度看，這首“詩”是成功的，因為它引起對方對自己的關注，並表示了同情；從文學角度看，由於作者的自我招供，則貽人以笑柄，被認為是假冒偽劣作品的典型，被批評家揪出來示眾。平心而論，這類作品並非隻此一篇。它們大多散布在許多詩人詞人的作品集中，甚至被文學史家勾稽出來，作為研究他們生平家世的曆史資料，到處被人引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