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徒釋子屬於世外，與人間世態本不相涉。但從中國的傳統來看，隻要一種主張、一種事物樹起了招牌，有了根基，能夠立足，於是便會有吃這種“主張”、這種“事物”的人。魯迅稱之為“啃招牌邊”的。這些“啃招牌邊”的往往與這種“主張”、這種“事物”毫不相關，他們關心的是從中能得到多少利益。因此，主張遠離世事、清淨出塵的佛門有著無數勢利熏心、俗而又俗的徒子徒孫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佛教本非中國土產，它來自外洋，當初亦屬舶來品。這個“洋教”初入中土，受到自高官權貴到黎民百姓的排斥。為了使它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結果，一些從外國來的“洋”和尚頗能入鄉隨俗，走上層路線，借權勢以推行佛教，如五胡亂華時佛圖澄依靠後趙國主石勒、石虎，被尊為“大和尚”，奉為國師。另一位西域佛教大師鳩摩羅什先後曆前秦、後涼、後秦三國，皆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禮遇。高僧尚且如此，至於芸芸俗僧多借“佛光”攀附權門，去獲取些許物質利益更是司空見慣之事。因此，佛教自傳入中國，就缺少原產地天竺信徒固有的那種超脫精神。天竺僧侶往往要退隱深山曠野，習靜修禪，從簡樸無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生活中去冥契佛理，探索人生真諫。他們甚至做出常人很難做到或很難堅持下去的苦行，以表示其信仰的虔誠。不管怫教是否體現了“終極真理”，但在天竺的創造者與許多佛門弟子都是超脫了功名利祿，把它作為真理來迫求和信仰的。特別是大乘佛教，它以普渡眾生為宗旨，以奉獻為說法準則。而佛教中土化以後，許多大廟巨刹都建在紅塵擾攘的繁華大都市之中，有些建在山中的古刹也要在京城設立辦事處（如清代潭柘寺就在北京設有辦事機構）。“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兩者都是氣焰熏天的。一些聲名顯赫的大和尚出入朝堂，介入政治，攫取大名大利，連王公貴族也要畏懼三分；而小和尚散播民間坑蒙拐騙，追逐小名小利這些在《紅樓夢》中皆有充分的描寫，難怪賈寶玉要誹僧謗道。這些佛徒的作為很難令正直的人不產生反感》宋代《明道雜誌》所記《丘濬摑禪師》中的珊禪師也是這一類佛徒。殿中丞丘濬是個能言善辯的人，在杭州時，有一次他到廟中參拜珊禪師，禪師十分倨傲，接待也無禮貌。過了一會兒，有杭州將領的子弟來拜謁他，禪師聽了馬上從殿上走下台階相迎，態度十分恭敬，禮貌也很周全。丘濬見此，心中很不平衡。將軍子弟走後，丘濬問珊禪師：“和尚，為什麼您接待我時那麼倨傲，而接待杭州將軍子弟又那麼恭順呢？”禪師回答說：“接待州將子弟，實質上是不接待；表麵上看沒有接待您，實際上是接待。”丘濬聽了勃然大怒，跳了起來，打了珊禪師幾個耳光。禪師極為驚愕，而丘濬徐緩地說：“和尚別生氣，打你實際上是不打你；我要不打你，才是打你。”
丘濬摑了珊禪師幾個耳光，看來頗有點以官壓民、仗勢欺人之意，但從這位禪師的勢利眼作風與事後的詭辯來看，確實是值得一摑。對直接管轄他的“州將”的子弟“禮貌甚恭、降階相迎”，而對與他關係不大的丘濬則冷眼相對，十分倨傲。他對一般平民百姓的態度由此可以想見。一般息事寧人者也就一走了之，而丘濬是非常認真的人，不講麵子，當麵質問，使禪師下不了台。更為可惡的是他毫無愧意，還要以禪宗話頭為自己辯解：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接”——迎接，本來是個外延、內涵都極清楚的普通概念，而被珊禪師“禪化”以後，成為不可捉摸，又頗有些“辯證意味”的朦朧概念。
禪宗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它舍棄了天竺佛教的繁瑣與思辯色彩（這在中國人看來是有點呆頭呆腦的），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指示人們簡單的、速成的求佛之路。為此他們好用奇言怪語、荒唐的手式或動作來闡發禪理，固然其中有些可令人深思，但許多則是為了驚世駭俗，使人莫測高深，流於欺騙。這位珊禪師用的則是詭辯。他的兩句話用了四個“接”字，但字同並非所代表的概念也相同。前一句的“接”乃指形體所表現出的恭敬地迎接。“不接”中的“接”乃指自己內心對來者的態度。意為雖然我恭敬的迎接他，但內心並不歡迎他來。“不接是接”意為對你雖很倨傲，但內心卻已恭敬地歡迎您的到來。對於這類誰也無法探測其內心的詭辯，最好的破除方法是實踐。於是丘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張開五指，摑了他幾個耳光，並運用其邏輯：“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懲罰了這個勢利小人。
丘濬是殿中丞，大小是個官，珊禪師無權無勢，隻想依附他人得些餘光，這樣懲治也還可行。至於那些勢高位尊的大和尚，出入皇宮，結交權要，人們趨奉尚且不及，除了皇帝，誰敢懲治？那麼他說什麼，也就是什麼了。即使他的話中紕繆百出，前後矛盾，丘濬者流也隻有恭敬聆聽的份兒，不敢妄有非議，更不用說動手動腳了。
一個宗教、一種學說如果被這類俗而又俗的“信徒”所把持，那麼它們立意普渡的芸芸眾生又怎麼能相信它們呢？“信仰危機”往往不是來自於外，而是發生於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