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的《廣笑府》中說：有個暴發戶，手中有了錢便風雅起來。一天早晨，他從花園裏回來，哼哼唧唧，自稱生病了。“剛才還好好的，這麼一會兒就得病了？”暴發戶的老婆奇怪地問。他回答：“今天一早到花園裏看花，滴了一身薔薇露，受了涼。趕緊派人請醫生來看一看，吃點藥。”老婆大笑起來：“當家的，你忘了當初我與你一起要飯時候的事了吧！有一天我們倆在苦竹林下被大雨淋了一夜，也沒見你像今天這個樣子。”
如果僅從題目看，讀者會以為是寫出身於富貴之家、體弱多病如林黛玉、賈寶玉一類的佳人才子，因為似乎隻有他們既弱不禁風、不勝寒露，而又不能忘情於看花賞月，不料想文章開篇就給大家引出一個暴發戶的故事。這位附庸風雅的暴發戶在不久之前還是個哀告於路、露宿於野、居無定所、遊蕩四方、衣食無著的遊民。這種出身、經曆，如果沒有鐵打銅熬的筋骨早被淘汰，而現在卻要裝出嬌弱不堪的小兒女樣子，自然會引起讀者的訕笑。
明、清兩代，由於社會長期安定，人口迅速膨脹。人口激增促使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加劇。許許多多高官顯貴（如明代的宗室，清代八旗中的從龍勳舊），下降為平頭百姓；田連阡陌的地主富紳，轉眼間淪落為輾轉溝壑的遊民乞丐。對於這種社會現象，《紅樓夢》的《好了歌解》中有生動而形象的描寫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曹雪芹雖然也寫出了貧富貴賤之變遷無常，但他立足在富貴變為貧賤，因此在描寫這些社會現象時是充滿了悲愴之情的。而此篇則寫的是由貧而富至“暴富”者忸扼作態的心理及行為，因此特別富於喜劇色彩。
封建社會什麼人才能“暴富”？除了“平地一聲雷”，平民布衣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如蔡伯喈（指戲劇中的）、高文舉中狀元，範進中舉等等之外，也就是一無所有但能量很大的遊民。老老實實、掙紮苦作的農民，出賣一天手藝換一天飯吃的手工業者，將本求利的小商小販，都很少有暴富的機會，而輾轉四方、無牽無掛、富於閱曆、勇敢而具有冒險精神、又很少有道德約束的遊民則有較多的機會發跡，特別是在社會動蕩的時期，更是如此。明初的朱元璋及其許多開國元勳都是遊民出身。
遊民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陡然上升，但其文化地位卻不能水漲船高，這看來是十分可悲的，但也是不能更改的事實。文化在社會中是身份地位的標誌，所以，潦倒到要飯的孔乙己也不肯脫下長衫，也不放棄滿口的之乎者也，破落戶也要時時炫耀“衣上杭州舊酒痕”。因此“暴富”者也熱望在文化上來個突飛猛進，用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然而文化基礎限製了他們，他們想不出新點子，隻能從現成的文化人的生活中汲取“詩情”，甚至沐猴而冠地生硬模仿。於是“曉起看花”後，自稱被“薔薇露滴損”等滑稽戲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