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到寺蝙蝠飛”算不得什麼優美的意境，但翩翩飛舞的蝙蝠卻頗受中國畫家的青睞。憑著它那副“不禽不獸”的尊容，居然還能常與占盡初春風光的杏花一起入畫成為“福澤”的象征。這也許是沾了名字的光吧！“杏”“蝠”者，幸福也。這正是人類奮力以求的生活理想。福是不能沒有金錢作後盾的，於是，又有了在錢上塗了蝙蝠之血即可以招致錢幣飛來的傳說。這樣，蝙蝸在世俗的心目中樹立了確切不移的地位，老百姓在新春佳節之際總忘不了它，鮮豔的窗花剪紙中往往就有它的形象，它代表了老百姓的向往。然而，寓言家對於蝙蝠似乎沒有甚麼好感。馮夢龍《笑府》中說：鳥王鳳凰在慶祝壽誕時，百鳥皆來朝賀，唯有蝙蝠不來。後來，鳳凰見到蝙蝠便責備它：“你是我的下屬，為什麼我過生日，你不來祝賀呢？”蝙蝠說：“我有足，屬於獸類，根本不歸你管，為什麼要向你祝賀呢？”後來，百獸之王麒麟作生日，蝙蝠也未到場。麒麟去責備它不恭，蝙蝠回答說：“我有翅膀會飛，屬於禽類，為什麼必須向你祝賀生日呢？”不久，麒麟與鳳凰見了麵，談起了善於投機的蝙蝠，相互感慨：“真是世風日下，生出這種非禽非獸的東西，實在無可奈何！”麟鳳感慨也就是作者的感慨。感慨的原因在亍蝙蝠難於歸類，它到底算什麼？這不僅使寓言家困惑，更令他憤懣。這正是當時統治者意識的反映。
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為了統治的方便與實現有效的社會控製，把治下的人群分為若幹品類，例如士農工商是按照職業分類，君臣父子是按照尊卑分類，聖賢盜賊是按照品德分類，至於九品清議、性三品說等等皆是分類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按地位分類，古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說。每個人都應自覺地“對號入座”，把自己排入某個等級之中。對於不同等級的人，統治者有不同的政策規定，這些規定，古人稱之為禮。它比政策管得更為久遠、細膩。禮的儀文繁瑣眾多，故有“儀禮三千”之說。
古代往往禮樂並稱，實際上兩者相反相成。樂導和，禮主別。統治者正是通過禮儀條文，對於不同類別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教化，從而實現有效的社會控製。禮依據差別，也在製造差別。例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是不同等級的人，禮依據他們的等級分別規定了他們的衣食住行，彼此不能躐等。因此，各種類別的人，標誌分明，仿佛“文化大革命”中的“黑五類”、“黑六類”中的人一樣，掛上不同的牌牌，省去了許多內查外調之功。
當然，社會是複雜的，不可能如“禮”規定那樣齊整劃一，越禮之人，代代不免，特別是在社會混亂、禮崩樂壞之時，更是層出不窮。沒落的王侯貴官，經濟上入不敷出，難以維持原有的一套禮製；有些內囊掏空、架子不倒，許多禮數也往往從簡，不敢像往昔那樣鋪排。另一方麵，暴發戶腰纏萬貫內外發燒，不滿意禮製對他規範，自然要突破原有的儀文，用金錢妝點自己的臉麵，於是，交結官府、巴結權貴、服飾躐等、車馬逾製便成為暴發戶的家常便飯。錢更多的可以花錢捐官，擠入官僚隊伍，改換門庭，使自己進入另一“類”。當這些穿著蹩腳官服的新貴，自認為已經脫胎換骨、羽化登仙、可與豪貴縉紳稱兄道弟的時候，而在那些“老貴”，或雖已沒落但尚未被擠出這個品類的“老貴”看來，他們仍屬於“不倫不類”。當然，這些新貴雖然背離了原屬等級的禮製，但他們肯定會嚴格恪守新加入等級的禮製，正如一年級新生肯定比他們的大哥哥、大姐姐更注意站隊規範一樣。因此，“老貴”對新貴的看法不能說明他們真的不倫不類，隻是反映了破落戶對暴發戶的嫉妒。
另外，在社會的演變中，還有一種人從原屬的“類”中脫離了出來又未能進入另一“類”，彷徨無歸，成為“三不管”的遊民。天、地、官府都不在他們眼下，這正如既不肯朝拜鳳凰、也不去祝賀麒麟的蝙蝠一樣。這種擺脫了各種規範、身份不明的人最為統治者所憎惡。因此，可以說遊民才是真正的“不禽不獸”，或說不倫不類，甚至可以說是“無倫無類”，成為官府的控製力量難以達到的一群。他們無家無業，又無歸屬，再因走投無路隨時會起來鬧事，打碎社會控製，把天上地下搞得大亂，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正是這種事態的象征。遊民還擺脫了宗法社會賴以維持的血緣與地緣關係，為封建教化所不及。封建統治者特別迷信教化的作用，因之，對於化外之民自然是深惡痛絕的。的確，化外之民也最容易成為社會的渙散劑，造成社會的混亂甚至動亂，成為實現有效社會控製的反作用力。總之，社會失控使得遊民大量湧現，遊民的激增又使得社會進一步失控。所以，一些代表統治階級意見、力圖維護社會穩定的文人必然會寫出討伐“無倫無類”的遊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