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上大學生們舉行的辯論大賽，中國隊往往獲獎，於是有些評論家驚呼，中國人重視口才了，重視語言藝術了，要走向世界了。我看來頗不以為然，中國什麼時候忽視過口才呢？什麼時候忽視過語言藝術呢？古代的蘇秦、張儀自不必說，他們能把死的說活、活的說死，“合縱”、“連橫”，“王道”、“霸道”由著他的嘴說，什麼都有道理。他們什麼貨色都有，關鍵看君王需要什麼。就是在那“文人無文”、智士三緘其口的年代，能言善辯之士也還不少，大辯論、大批判、講用會培養了多少人才啊！不過斯時“談風”下移，多出於民間罷了。
“文革”時，我們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有一次開千人大會，由一位老貧農講學習體會。一連講了六個小時，講者滔滔不絕，妙語連珠，把如何使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如何克服小生產者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如何發揚革命傳統反修防修使紅旗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等道理說得淺顯俏皮、十分有趣；聽者忘倦，笑聲掌聲不斷，彼伏此起。當時會場上熱烈活躍的場麵，至今憶起，仍然曆曆在目。於是工宣隊長、軍宣隊長又及時給我們作了指示。下午這位老貧農在我們食堂吃飯，我因在食堂幫廚，目睹了他對飯菜的挑剔。他埋怨紅燒肉太肥，饅頭麵發得不起。我十分驚訝，當時不像現在，大家肉吃多了，喜瘦厭肥。我們吃公家飯的都喜歡吃肥肉解饞，當地農民十分貧困，冬天四個月，頓頓白薯，吃得孩子大人聽白薯而色變，以能吃到一頓玉米渣粥而為美餐，誰敢想饅頭燉肉？我正疑惑不解時，一個公社秘書對我說：“他是‘講手’哩，說評書的出身，靠著舌頭吃八方，頓頓有酒有肉，還得拿個三塊五塊。他見過大世麵，還到北京講過哩。”
前幾年，到河南參加一個學術會。會後參觀“億元村”，又碰到個“講手”。講得時間不長，大約四十分鍾。她介紹“億元村”怎麼從戶平均收入不到一百元發展到現在，講到如何靠一條麻袋起家，中間有什麼波折，如何在支部與能人帶領下克服困難，勇往直前，使得村辦企業由小到大，逐漸發達。其中語勢的疾徐，文章的開闔，宛如高峰峽穀，參差錯落，峰回路轉，變化莫測，引人入勝。講解中時時點綴著報刊上的新名詞，如黨的政策威力、科學是生產力、先讓少數人富起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等，無所不備。講手感情色彩極濃，時而感慨唏噓，時而痛快淋漓，時而如泣如訴，時而開懷大笑；聽者無不動容（我總懷疑她是唱河南墜子出身的），紛紛稱讚她很新潮。不過，講到最後，她有點露怯：“過去我們這兒窮山村，沒有姑娘願意來，光棍漢三十多人。現在姑娘由我們隨便挑，沒有高中以上的文憑，我們還不叫她來，強來了也不給上戶口。”在這位女領導眼中，她的同性仿佛成了物品、商品，買不買，要不要由她作主。其實我們也沒有必要與之“較真”（北京話，義近於認真），她是個講手，講手首先考慮的是吸引人，至於講什麼內容是無關宏旨的，如同現在正反方的辯論，多麼荒謬的命題也要給它講出幾分道理，以貌似合理的邏輯、淩厲的語勢、再加上巧妙的比喻、看似妥貼而且俏皮的例證以壓倒對方，哪怕論證的題目是“用手走路比腳更快捷”。去年“五一”到懷柔休假，參觀某古寺，導遊六十有餘，非常健談，介紹古跡成本論套，並夾雜著時事政策。問及經曆，唱過評戲、當過知客僧，“文革”後恢複和尚身份，後看導遊掙大錢又從事此業。看來其所幹的都是能講的差事，講的內容變了，但能講本身並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