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想中國真是一個重視講話與編排詞藻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有詞藻治國的傾向，什麼“三老四嚴”、“四個第一”、“四個念念不忘”、“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等等，格言警句滿天飛，至於其實際作用，仿佛就停留在說上，而且古今一貫，相去不遠。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記載：“真德秀論及蔬菜時曾說：為了使平民百姓不因饑餓而麵有菜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吃蔬菜，我認為平民百姓之所以麵有菜色，是因為士大夫整天大魚大肉，不知菜味。如果，自品級最低的小官直至公卿大夫都是吃得慣老菜根的人。那麼，他們必然知道自己做官的職責所在。而朝廷中皆是敬業守職的官吏，平民百姓何愁沒有飯吃呢？”
真德秀、羅大經所提倡的“咬得老菜根”，被許多人看作妙語箴言。明代洪應明就寫過一本格言警句集錦的《菜根譚》（據說此書在日本對經商治廠非常有用，被日人所重視，因此，國內也很暢銷，但未見其有用），我從不相信這類書在中國實踐中會起什麼作用，最多隻是給國人口頭筆下增加一些詞藻警句罷了。
真德秀是道學家，羅大經是受道學影響很深的士子。這些人整天講“修齊治平”之術，懷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誌，然而徒托空言，根本難以實施。這種空話、大話，這種帶有點哲理味道的豪言壯語與兩晉清談以及流於後世的渾談沒有什麼區別。真、羅之論菜也是如此，看似機巧，實際上是無補於事，巧言而巳。把士大夫是否吃蔬菜與國家治亂、民生苦樂聯係起來，這不過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德國學究愛在小事情上用大字眼罷了。
另外，統治者個人生活的簡樸與否也與其政績無必然聯係。南朝的梁武帝，衣必三浣，食不茹葷，冬天宮中不生火，手足凍裂。他可能是皇帝中勤儉節約的模範，但是，最後難免國破身死，為後世所笑。南宋許多道學家“敝衣菲食，出則坐破竹轎，舁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而知道學君子”，可是知菜根味者，也無補於南宋的衰亡。真德秀本人也是如此。他未出山時負一時之重望。當時，通貨膨脹，百物騰貴，民生艱難，人們普遍認為隻有真德秀入朝掌政，天下才能大治，所以有民謠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然而，德秀真的出山後，卻以“正心誠意”改造思想為第一要務，並向皇帝進《大學衍義》等宏揚儒學之作。這些舉措，無補於治。於是，老百姓又續民謠曰：“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嗚乎！這位知菜根味者，並沒有使百姓免於菜色，隻是把朝政弄成一盆漿糊而已。
詞藻、格言、警句與各種各樣的能說會道，如果隻停留在“傳經布道”上，除培養了一大批說客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中國的出路還在於埋頭苦幹。君不聞當今百姓語雲：“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警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