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這種心理和中國農會的曆史密切相關。在新民主主義時期，農會曾經為中國共產黨進行鄉村動員，為推翻舊的社會製度發揮過重大作用。中國最初的農會是在西學東漸中由實業派和維新派人士的倡導下啟動的，1906年8月，農會簡明章程經清政府核準後頒行全國，章程允許農會超出傳統權力組織而更多地向社會負責。各省紛紛照章設立農務總會（有的地方叫農桑總會），並於府廳州縣設立分會，鄉鎮設立分所912年，國民政府農林部公布了農會暫行章程，要求各縣成立農會，以圖改良和發展農業。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把農會變成了權力機關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中附的《中央農委對於政權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農民在鄉村中打擊封建地主的時候，農民協會應成為鄉村中唯一的權力機關。”7月20日，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又共同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指出：“土地革命的成功必須推翻封建土地的鄉村統治，建立農會形式的革命政權。”並且指出，農會已不是“一種職業組織，而是以窮苦農民為主幹的鄉村的政治聯盟”。農會建立後，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猛烈衝擊了傳統鄉村社會，推翻地主階級的政府，農會成為農民革命專政的臨時政權組織，並成為農村唯一的權力機關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950年7月，政務院公布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確定農民協會屬於農民自願結合的群眾組織，但同時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法》，農民協會是農村中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這時的農會實際上仍具有政權性，是基層土地改革的執行機構。農會並沒有成為一股獨立於國家行政控製之外的政治力量。在土地改革結束之後，那些曾經在鄉村社會的權力體製中扮演過舉足輕重角色的農民協會，卻從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舞台上淡出953年的土地改革複查完成後，逐步組建起來的鄉村政權機構，逐漸取代了各級農民協會所承擔的工作，原有的農會骨幹則大多轉型為鄉村幹部954年鄉人民代表大會經普選建立後，鄉農會組織由鄉人民代表大會所代替，鄉以下的農民協會組織也被村政權所代替。總之，農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在政治上，農會把散漫的農民團結起來，使農民明確了革命的對象和任務，由農會領導的特別法庭，鎮壓了一大批反動地主、貪官汙吏，剝奪了土豪劣紳的發言權；在經濟上，減租減息，退押和沒收地主財產；在思想文化上，農會摧毀了幾千年來束縛農民思想的族權、神權和夫權，提高了農民覺悟，反對封建惡習，禁止賭博，收繳煙槍；在軍事上，農會非常重視建立農民武裝，成立了自衛軍、自衛隊，使農民鬥爭有了保障。在農村，“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連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農會解決”。正是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農會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曾發揮過獨特而巨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對再次把農民組織起來持戒備態度，害怕妨礙社會穩定。
建立農民自組織可以起到社會製衡作用。在和平建設時期，農民自組織是保障農民合法政治經濟權利的民間社團而不再是政權組織。在政治學理論中，對公共權力的製約有三大方式：一種是以權力製約權力，即以公共權力製約公共權力，例如孟德斯鳩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權分立與製衡；第二種是“以權利製約權力”，即通過承認公民的權利並恰當地配置，以使之能夠起到一種限製、阻遏權力濫用的作用。還有一種則是托克維爾·達爾的以社會製約權力的“社會製衡”思想。也就是說，一個由各種獨立並且自主的社團組成的社會，對公共權力也構成一種製衡。在三種製約方式中，“社會製衡”具有最基礎性的地位，沒有“社會製衡”則沒有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公共權力之間的互相製約。就憲法和民主的關係而言，不是因為有了憲法才保證了民主，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基本上是民主的，憲法才得以保持下來並得以真正的實施。正是因為中國農民缺乏對鄉鎮政權和其他權力機關的社會製衡機製，才導致了發生損害農民利益事件的發生和一些侵害、剝奪農民財產權利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頒布，法院更無力承擔起反對這些有損社會公正的法律職能，從而無益於社會穩定。農村問題學者黨國英指出，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並很容易成為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在這種社會裏，一些事變要麼“不發”，要麼“突發”，讓人措手不及。這種規律也在各種農民事變中得到了證實。據著名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的分析，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建立農民自組織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願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衝和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