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邏輯思想】
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的各家學派有著不盡相同的思維方式，盡管直觀體悟的特點占主導地位，但形式邏輯也受到一定的關注。《中庸》提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個為學步驟，其中強調思維必須縝密，辨析必須明白，就具有注重形式邏輯的含義。《中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這個“盡精微”就是指進行合乎邏輯的、精細縝密的微觀分析。儒家中荀子及其後學，比較推重“名辨”，即概念和邏輯”荀子主張符合形式邏輯的類推原則，對事物及其類別的規定性加以研究，有實證分析的傾向。墨家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發展的貢獻在於，嚴格地確立了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程序和規則，《墨經》指出了“故”、“理”、“類”的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的步驟和方法。先秦名家盡管也有關注社會問題的理論背景，但主要是在邏輯問題上確立了它在哲學史上的地位。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孫龍提出了“白馬非馬”命題，完全脫離感性和習常思維，隻強調對概念的邏輯分析，雖然帶有十分濃厚的形而上學和詭辨論的色彩，但無疑是中國邏輯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貢獻。法家韓非也非常強調分析性和確定性的邏輯認知方式。宋明理學注重“格物致知”的一派，對邏輯問題也有相當的自覺性。清代樸學家的考據、實證方法，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邏輯學思想的成就；對於乾嘉學風，雖然人們通常不從邏輯學上介紹，其實它卻是中國古代形式邏輯發展的一個極好範例。 我們一般都承認中國古代哲學在理論的邏輯闡明和論證方麵，不如西方和印度，中國人重人生、輕自然，重倫理、輕論理（邏輯又別名為論理）。這種說法也並不全麵。邏輯有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之分，中國雖然在形式邏輯方麵有所欠缺，但中國古代的辯證邏輯則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西方甚至到近代還無法比及中國在辯證邏輯層麵的成就。推崇中國古代科技的英國李約瑟博士就這樣認為，他說“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於發展辯證邏輯。”這一說法，大致道出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問題的實質。
【古代的教育思想】
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上自西周，下至明清，在有關教育的本質、目的、原則、方法等方麵都有論述與探討。西周時期，學在官府，教育主要依循周公旦提出的敬德保民、禮樂之教的主張。降及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下移，諸子百家爭鳴，各自提出了對教育的看法。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繼承，弘揚西周禮樂文化傳統，以人文化成天下。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對後世影響至為深遠。他所提出的興辦私塾、有教無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因材施教、學思結合、不恥下問等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墨子開創的墨家提倡兼愛、尚同，主張愛無差等的德智與技藝結合的教育，突出生產技術經驗的傳習，強調以教盲手段改變社會風俗和促進社會生產。以老莊為首的道家主張無為而治，無所作為就是大有作為，批判禮樂道德教育的消極作用，認為絕聖棄智、任其自然是保持和恢複原始氏族古樸文明的基礎，因而注重人的生命價值和養生之道的修養。商鞅、韓非等法家人物則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政治和教育合為一體，極力主張充分開發個人的聰明智慧和個人力量，掌握耕戰技術，以圖強致富。他們認為儒家的道德教育作用有限，道德自律須以嚴刑峻法為背景。 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各有短長。漢武帝以後，天下以儒術為尊，儒學占了統治地位，導致經學興起，儒家經典被官方定為文人為學的必讀書籍，其中《禮記》一書中的《學記》專門討論了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學製、教學原則等問題，含有豐富的教育思想。魏晉六朝時期，經學相對衰落，道家思想複興而為玄學，佛學的影響也日漸增強。玄學家的教育思想注重返樸歸真的養生教育，強調內心修養。而佛學則注重人的性靈問題，提倡定性存真，以神秘主義的頓悟方式作為道德修養的途徑。南北朝與隋朝交替時期的顏之推在其著作《顏氏家訓》中大膽揭露、抨擊腐敗的士族教育，提出國家教育應培養各種有用的專門人才，強調把家庭教育提高到顯著地位。隋唐以降，儒釋道三教漸漸融合，科舉製度日益完善，學習與功名利祿的關係以製度形式固定下來，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教育思想的發展。宋明之際，理學勃興，其教育思想有理論化、係統化的特征。理學以振興、重建儒學為出發點，因而把存養、擴充個體的德性作為人生的價值目標、把對四書五經的學習作為尊德性的必要條件，主張格物致知，讀書窮理，以封建綱常、倫理道德規範自己的思想言行。理學認為道德教育是根本，知識教育是手段，要求內心體認與外在的知識見聞相結合，融知識教學與道德踐行為一體。南宋理學家朱熹不僅治學有方，而且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讀書方法。陸九淵和明代的王守仁則建立起心學教育理論體係。王守仁對兒童教育甚為關注，認為必須順乎兒童本性，培養兒童求知興趣，強製灌輸的教育方式隻能使兒童把學校當牢獄，視師長為仇敵。明中葉以後，以李贄為代表，思想界湧起了要求擺脫禮教束縛的個性解放思潮。李贄認為讀書不能指定某種經典，反對以孔子言行為評判一切的標準，提倡師生之間師即是友、友即是師的新型關係。明末清初，經世致用成為知識界的共同意識，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奮起斥責宋明理學的禁欲主義教育觀點，反對八股科舉取士，主張依人個性、順其自然進行培養教育，建立人道主義的道德價值體係。顏元和李〖HTXL〗？〖HT〗則提出“習行之學”的教育觀，反對教育脫離實際，閉門空談人性，強調實踐的作用，認為教育應以“實事實物”為內容，並與現實社會的實際政治、生產生活、軍事、教化等緊密聯係起來，致力於培養安邦治國的實用人才。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中有許多精華，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不過同時也應看到，中國古代教育大多以禮教德育為重，智力開發為輕、突出政治倫理，強調俯首順從，影響了個人創造力的發揮。在教育原則和方法上也大多注重個體的內心體驗與修養，追求內聖、頓悟境界，輕視或忽視知識的實際應用，對此應合理地加以批判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