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一些思想家強調做實事、求功用，堅持以“有實利”作為行事處世的方略。其代表人物有先秦的墨子、韓非，宋代的陳亮，明清之際的顏元等。中國古代的功利思想是曆代義利之辨中的弱小之流。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義利觀，即認為“義”與“利是對立的，此對立表現為道德修養和物質利益的對立，動機與效果的樹立。儒家采取的態度是重義輕利，重動機輕效用。孔子雲：“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董仲舒進一步總結道：“夫仁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種重義輕利，隻講動機不講效果的思想影響甚大，綿延幾千年，其勢力非他說所能比。古代的功利思想就是在與這種主潮流的爭論中產生的。 首先鮮明表達功利思想的是墨子。與孔子的超功利思想針鋒相對，墨子說：“仁人之事，務必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視“有利”為行事的根本原則。墨子也講“義”，說“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但他認為義與利是統一的，因為義即是利。分辨行為義與不義、善與不善的惟一依據即在於此行為之利與不利。但墨子講的利絕不是私利，而是“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大利”，“國家百姓之利”。墨子極度言利，可以說，功利主義是墨子哲學之根本。後來的《墨經》曾予功利主義以心理的根據，說：“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此外，《墨經》用“利”來界說忠孝諸德，認為“忠”即是為了利於天下而自居卑下，“孝”即“利親也”。把義與利統一於利之後，墨子還論及了“誌”與“功”的關係，“誌”即行為的動機，“功”即行為的效果。墨子雖強調的是效果，有時也重視動機，例如他在《魯問》裏就勸君主把“誌”和“功”結合起來看。墨家的功利思想較全麵且獨到，但墨家思想從整體上說，卻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向，所以兩漢以後就黯然無光了。 後世人們多接受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雖有言利者，也是講“公利”。宋明大儒，極力區分義與利，雖然總體不出孔孟和董仲舒之說，卻使重義輕利的思想極端化了。永康學派的代表陳亮不同意朱熹隻講義不講利的超功利主義態度，尤其不滿由此造成的空言無實的學風與世風，提出了自己的事功思想。他針對朱熹宣揚的“革盡人欲，複盡天理”的觀點，論證說人欲是不可革除的自然本性，人的情欲“有分”，“有辨”，能得到正當滿足就合乎道德。“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天理不是在盡去人欲後顯現，相反，它在於正確處理人欲。陳亮的功利思想最大的特色在於，從人的天然本性出發論證追求功利的合理性，他的事功思想後來被總結為：“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明清之際的顏元更是從明亡的教訓中看到了空談心性的庸俗學風之害，說“浮言之禍，甚於焚坑”。他認為古之聖賢並非不言利，而是“以義為利”，他說：“正義便是謀不，明道便是計功，”又說“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也就是說兼顧了“義”、適合“義”的利方是君子所崇尚的。他認為後代儒士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是不對的，宋儒所說更是空疏無用，應該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改為“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總之，中國古代的事功之學和功利思想，雖從未入顯學之列，卻在與顯學的爭論中表現了可貴的精神氣質，並且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
【“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誌士出於維護社會秩序、追求理想道德社會的目的，再三提出以民為本、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為民請命。民本思想在封建社會無疑是進步的思想，它也是中國民主思想發展的萌芽。隨著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現，民本思想得到發展和成熟，最終成為民主思想的一部分。民本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幾方麵內容：第一，庶民是國家的主體，民貴而君輕；第二，人心向背決定著國家的盛衰興亡；第三，要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民本的基本思想，早在先秦時代即已提出，《尚書》中這方麵的記載相當豐富。民本思想的提出是對神權的有力挑戰，也是對君權的一種限製。 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極力宣揚民本思想的當首推儒家。其中孟子更是直接汲取了《尚書》的精髓，進一步闡發了自己“政在得民”的仁政學說。他認為，作為君主，隻有把握民心，才能長治久安，否則必然導致政權不穩。孟子提出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為後世政治家所推崇的一句名言。荀子對“愛民”的思想進行了充分發揮。他警告統治者，愛民不僅僅是為了人民，而是關係到統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會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秦末農民大起義使統治階級親眼目睹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他們當中的許多有識之士因而對民貴君輕的道理有了更深的認識。漢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賈誼在《新書？大政上》中告誡統治者，人民的力量不可輕視。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大多親曆隋末農民大起義，對民眾的強大威懾力量有清醒的認識，魏徵還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統治者。據此，唐初統治者采取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的政策，使唐朝初年迅速消除了戰亂的遺患，穩定了政局，從而出現了史家所頌揚的“貞觀之治”的局麵。在民本傳統思想的影響下，體恤民情、關心人民疾苦成為曆代優秀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共識。唐代柳宗元通過研究曆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看到了民心向背的作用，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重民思想。他批判君權神授思想，認為君權並非神所授，而是人所授。南宋的葉適也提出削弱君權的設想，對當時的君權進行了批判。元代的許衡，明代的薛〖HTXL〗蠧〖HT〗、歸有光、呂坤，清代的顧炎武、莊元臣等人都繼承了傳統的民本思想。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他在繼承傳統的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對封建專製製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提出，君權的存在是社會不得安寧的根源，因而不如無君。他認為君主應該以“天下萬民為事”。在君臣關係上，他嚴厲批判君把臣作為奴仆，也反對臣對君盡愚忠。在《原法》中，他還區別了“天下之法”與“一家之法”，批判封建專製主義的法製。黃宗羲的思想，體現了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對近代中國民主運動產生過極大影響。 但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本思想及其措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並未超出剝削階級統治壓迫廣大人民的框架，“民貴君輕”並非目的，而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隨著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成為一代資產階級革命家抨擊封建統治、倡導革命運動的有力武器。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就曾用這一傳統思想來闡述民權學說。他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革命的產物，繼承了傳統的民本思想，同時又遠遠超越和發展了這一思想，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主義者提出民主革命的思想。自此，古老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民主”、“自由”的新內容，為中國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古代的愛國主義思想】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團結振興的凝聚力，也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優良傳統之一。早在戰國末期，就有了“愛國”一詞。《戰國策》記載當時秦欲吞並西周，就有“周君豈能無愛國哉”的說法。東漢獻帝時，更有“親民如子，愛國如家”的文字。報國報民是中國人最大的人生價值，曆史上既有蘇武牧羊、嶽飛抗金那樣大義凜然氣吞山河的英雄事跡，也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樣感人肺腑催人奮進的傳世名言，更有許多默默無聞勤勞樸實卻創造了中華民族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燦爛的精神文明的普通百姓。可以說，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愛國主義的曆史。同時，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曆史的概念，其內涵也有變化、發展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評判標準，總體上說，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是和多民族融合的中華統一國家的逐步形成相適應的。 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大致可概括為：（一）抗擊外侮，收複國土。每當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際，也是愛國之情、報國之誌空前高漲之時。陸遊的“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反映了他一心許國卻報國無門的痛苦。南宋朝當金兵大舉南下時，不僅有抗金名將嶽飛橫刀立馬浴血奮戰，也有北方人民奮起自救，甚至以“赤以報國，誓殺金賊”自刺其麵，抗金義軍遍及大河南北。另外戚繼光抗擊倭寇，鄭成功收複台灣等，都是婦孺皆知的愛國故事。（二）平息內亂，反對割據。如郭子儀平息“安史之亂”，康熙戡定“三藩之亂”，對不利於國家穩定、國土完整的內患予以堅決的抗擊，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主權的統一。而陸遊的詩句“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更反映了他渴望祖國統一的政治理想和愛國之情。（三）出使邊塞，促進團結。如蘇武出使匈奴，張騫出使西域，雖曆經險阻，卻不屈不撓，為加強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和繁榮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四）憂國憂民，改革弊政。關心國家治亂和人民疾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正是他們強烈的優患意識，明確的政治責任感，盡心盡職的奉獻精神，使他們為民請願，治國安邦，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屈原不懼路之漫漫而上下求索，林逋“憂國者個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乃至王安石變法，海瑞正直為官，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愛民的可貴精神。在他們看來，居官位卻提不出好的政見是很可恥的事；無功食祿是連狗貓雞也不如的事。（五）勤勞勇敢，艱苦奮鬥。中華民族的曆史是英雄人物與普通勞動人民一起創造的，普通老百姓眷戀故土，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勤勤懇懇辛苦勞作，創造和發展了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明。 縱觀曆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精神與當今的概念有所不同。因為“國”是一個曆史範疇，具有曆史內容。中國古代的“國”首先是與民族有關的，貫穿曆史的“夷夏之爭”都是以漢族為國家的主體，所以愛國往往表現為抵抗外族入侵，處理民族糾紛。如蘇武牧羊所表現的對漢民族的無限忠誠和崇高的民族氣節，嶽飛矢誌不移地抗擊金軍，以及範仲淹”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的心情所反映的，都是與曆史特點有關的愛國內容。另一個特點是報國愛國與忠君密切聯係。在以宗法家長製為核心的封建等級社會中，許多精忠報國的人往往把國家與當時的王朝、所事的君主聯係在一起，諫君投江的屈原，鞠躬盡瘁的諸葛亮，乃至嶽飛鎮壓農民起義等，都反映了這一點。這是他們的曆史局限性，不可苛求古人。同時也必須注意到，曆史上有些思想家的確思考過君主或王朝與國家天下的關係。自孟子以來就有以民為本，以濟世安民為己任的思想，而清初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行世的顧炎武，就明確區分了“天下”與“國家”的概念，認為作為朝代指稱的“國家”隻能代表君臣的意誌，與平常百姓無關，而“天下”是地域、民族概念，“保天下”才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他的思想既反映了一些思想家對君主專製的否定與抨擊，也深化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