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思想】
玄學，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代思潮的指稱。“玄”指黑色，有幽深莫測、微妙神秘的含義，但是，玄學並不能等同於神秘主人或唯心主義，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辯證發展的一個環節，它實質上是先秦道學思想的複興，同時也汲取了先秦名家的思想資源，主要圍繞著普遍性與特殊性、共相與殊相問題展開思辨。玄學可分為“貴無論”、“崇有論、“無無論”三派，也可以看作是三個階段。 魏晉玄學的思辨方法，當時人郭象概括為“辨名析理”。名就是名詞，理就是一個名詞的內涵。一個名詞代表一個概念，而一個概念所指的對象就是一類事物的規定性，也就是理。感性認識的對象，總是具體的，一草一木，都不相同；理性認識就不是關注具體的這根草、那棵樹，而是抓取抽象的草和木的類別規定性。天地萬物千差萬別，它們除了都是“存在”著的以外，再找不出別的共同性質，所以中國古人把天地萬物的最高的類名，稱作“有”。“有”這個最高類名，對萬物什麼也不能具體規定，等於取消了萬物各自的性質差別。實際上，不存在什麼也不是的東西，所以，抽象到極點的“有”也就是“無”了。上述這些本來是屬於認識論的問題，但魏晉玄學的“貴無論”派由此所展的思辨，則引向了本體論，它把“無”（或稱作“道”）看成實體，認為由“無”生出“有”，“有”再生出天地萬物，“崇有論”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否定，回到了唯物論的基點；“無無論”同樣也反對把“無”當作實體，但是它否定了“崇有論”對“玄遠”和“越名教”的否定。這就顯示了魏晉玄學的本質特征：在“辨名析理”的方法下麵，魏晉玄學的思想內容具有現實的指向性，是一次觀念的更新。漢代自董仲舒起，強調所謂的“名教”，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實質上就是無論君王如何荒淫無道，做臣子的都須無條件地盡忠。漢末以來，天下大亂，社會現實給思想的自由提供了可能。玄學討論名、實問題，就是要推翻虛偽的名教；崇尚虛無玄遠，以“辨名析理”來遠離實際，目的是要跳出舊藩籬。 魏晉的名士們放蕩不羈，相互見麵就辯論，這種風氣在《世說新語》一書中可見一斑。但名士們所用的理，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具體的事物和實際問題，所以他們的“辨名析理”就成了“玄談”或“清談”，成了精神娛樂、智力遊戲。中國人總的思想特點是注重實際，對抽象思辨缺乏古希臘人的那種興趣。在人們的印象中，清談是要誤國的，魏晉玄談當然也被視為缺乏經國致用的追求，“真所謂無用之談也”。但是，玄學家的辯論也自有積極的意義，它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卻可以使士族貴族宣導心氣，集中思慮，使心性不流於淫邪，精神境界獲得改善。哲學思辨雖不能立即增加人們對於實際事物的具體知識，但肯定能夠提高對於實際事物的知解力。名士們舉重若輕，談笑之間，就在淝水之戰中以數萬弱旅擊敗前秦百萬之眾，奠定南北朝格局，在東南延續中原文化數百年，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因此，對魏晉玄學注重抽象思維的特點，反三綱名教的自由觀念，應予肯定。
【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
明清之際，封建社會危機已經明顯暴露，資本主義萌芽和城市市民階級開始出現，又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尖銳的民族鬥爭。這些矛盾叢聚，造成了激烈的社會動蕩，刺激著文化思想界。如同春秋戰國時期一樣，各種思想在這一時期勃興，大放異彩，形成了一股帶有啟蒙精神的思潮。這一時期的啟蒙思想，不是表現在個別的思想領域裏，而是反映在思想的各個方麵。盡管此時具有啟蒙精神的思想家，隻是少數進步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的思想還假托上古三代的理想，運用著舊時代的語言，但是，他們能用舊的基礎創造新的思想，衝破舊的傳統和教條。他們不是要對已經破漏不堪的封建社會做“補天”工作，而是朦朧地向往著未來的新社會，表現了“曆史的樂觀主義”。他們眼界開闊，具有洞察和猜測能力，代表了進步的社會階級即市民階級的利益，因而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思想的某些特征。這些特征，突出表現在黃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訪錄》中的社會政治思想方麵。黃宗羲主張民主、平等和“議會政治”，激烈批判了君主專製主義。他一反過去傳統的經濟思想，主張工商皆本，重視貨幣的作用。要求平均土地等等，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市民階級的要求和願望。就關於其中土地平均的思想看，它實質上不同於這個時期在農民革命一中所提出的“均田”思想。農民革命的均田思想，是封建小農平均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雖然它是農民起義的思想動力，並企圖以武裝革命的手段加以實現，但它並不能帶來近代的經濟思想。而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大都是以曆史的觀點提出的。他們表麵上用了“法古用夏”的手法，而實際上是在“援古籌今”，他們深信自己所憧憬的民主平等社會是曆史進化的必然。黃宗羲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到了清代，章學誠繼其傳統，就史學本身提出了進步的思想。啟蒙思想家之所以眼界開闊、思想奔放，是由於他們一般都具有“近代推論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是與他們在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分不開的。在這方麵比較突出的是王夫之和後來清代的戴震等人。他們雖然是沿著張載元氣本體論的思想發展而來，成為中國古典唯物主義的最後兩位大師，但也是開啟了近代思維活動的兩位哲學大師。其中王夫之在氣的根本問題上，擺脫了張載等人所理解的那種狹隘的實物性，而從哲學意義上概括出了物質是世界最本質的屬性，因而能更好地說明物質世界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王夫之在認識論、辯證法等方麵也達到了古典唯物主義的最高水平，並從中孕育出一些近代的哲學思維。戴震以其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對唯心主義理學作了猛烈的批判，與明末以來的進步文學思想相呼應，表現了反封建禮教和要求民主、個性解放以及要求理性的近代市民思想。可以說，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不僅在哲學上，而且也在自然科學思想上萌芽著近代的思維方法。
【李贄的叛逆精神】
明末思想家李贄橫空出世，不僅對當時的思想界衝擊極大，即使到後世也仍有重大影響。他的哲學思想是王守仁和王畿的心學的一個演變結果，但其獨創性十分明顯。其主要貢獻在於他對於封建正統思想的某些方麵的懷疑和批判。這種懷疑和批判的理論根據是他的《童心說》。他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複有初矣。童子者，心之初也。”所謂“真心”就是普通人所說的真心真意，是對於假心假意而言的。李贄所要批評的對象，是當時那些“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道學家。他也批評了當時的科舉製度，當時的科舉考試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八股文號稱是“代聖人立言”，其實是一篇篇假話空話。李贄進而把他的批判推及到整個的道學，他說所謂的經典，無非是那些迂腐的門徒，懵懵懂懂，記憶孔孟的學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名隨其所見而胡亂寫到書上。後來的讀書人不能細察真相，就說出自聖人之口，奉為絲毫不可加以懷疑的經典。而其實，其中大半不是聖人的言論；即使是出自聖人之口的，也不過是針對具體問題而發，就像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一樣，這類臨時藥方怎麼能當做萬世不移的真理呢？李贄這樣的說法，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 李贄否定了儒家經典的真理性，提出以“童心之言”為標準，即一個人根據自己對於事物最初的反應來作獨立的判斷。他認為，“童心之言”才是最可靠的，這樣的“言”可能和孔丘不合，但那是無關緊要的。他說，天生一個人，自會有一個人的完整性，不需要得著孔子才足用。千古以前無孔子，難道人就不是人了嗎？王陽明隻說“知善知惡是良知”，他所說的良知隻限於關於善惡的判斷，李贄的“童心”不受這個限製，凡人生來就有的能動性，都在“童心”的範圍之內。照他所說，人隻有根據“童心”說話，所說的話才是真話；根據他的“童心”辦事，所辦的事才是真事；根據“童心”而生活，這個人才是真人。這就是李贄對於王守仁“良知”說的發展。封建時代重農抑商，這是地主階級的經濟政策，也是地主階級和商人進行階級鬥爭的主要策略。商人階級的態度就是地主階級沒落的開始，為私或重利是商人的特點，所以李贄為“私”和“利”辯護，就是商人抬頭的標誌。李贄也反對輕視婦女的封建傳統。在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婦女是低於男子一等的人，“婦女見短”就是說婦女沒有遠大的見識，而李贄完全否定這一點。李贄的婦女觀，也是封建傳統觀念開始沒落的標誌之一。
【易經、易傳、易學】
《周易》研究首先要將“經”、“傳”、“學”分開。“易經”是西周時的占術。“易傳”是戰國時對易經哲理的解釋。“易學”則是漢以後形成的對《周易》注釋、解釋的專門學問。 《周易》最初不過是西周時期所占之事的記錄彙編而已，把它奉為經是後來儒家所為。但儒家從孔子開始。從來不相信占術，而是借《周易》來宣傳他們的政治倫理和哲學主張。荀子所說“善為《易》者不占”即是一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