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價值觀】
中國古代並沒有明確的“價值”範疇，但中國先秦有義利之辯，發展到宋明又突出了理欲之辯，這些辯論探討了道德原則與物質利益，一己私利和國家、社會公利之間的取舍、輕重關係，比較係統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同時也體現出中國古代價值觀與倫理道緊密相聯的特征。 先秦的義利之辯主要發生在儒墨之間。儒家重義輕利，如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並沒有否定“利”，但他反對見利忘義，主張君子要“義以為上”，“見利思義”。孟子繼承孔子，並更強調義與利的對峙，他稱“何必曰利，亦有義而已”，並以“為利”還是“為義”作為區別小人與君子的價值標準，提出“去利懷義”的命題，代表了儒家道義論價值觀的確立。荀子則認為任何人不可能不考慮個人利益，然應該使個人利益的考慮服從道德原則的指導。他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排除民之欲利，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強調“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他提出“義以製利”，即以“好義”的道德性製勝“欲利”之情。所以荀子處理義利關係的基本原則與孔子的“見利思義”相一致，而與孟子的“去利懷義”有差別。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則主張義與利的統一，認為義即是利。但墨家的利是“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而非個人之私利。可見儒墨兩家在反對私利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隻是儒家把道德原則（義）與“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統一起來，代表了古代道義論與功利論相結合的價值觀的雛形。 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著名命題，進一步發展了先秦儒家的道義論價值觀。但董仲舒又以“利以養其身，義以養其心”立論，主張“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大於利矣”。其重義輕利、重養心輕養生的價值觀曾對後世發生很大影響。宋代二程聲稱“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朱熹亦嚴辨義利，認為二者不容並立，並說“為義之人，隻知有義而已，不各利之為利”，把儒家的道義論價值觀推向了極端。但李覯卻對孟子首倡的“何必曰利”提出了異議，肯定了利的重要。陳亮、葉適也反對割裂義利關係，如葉適指出道義不能脫離功利，為人謀利便是道義。清初的顏元修改了董仲舒的名言，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認為“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把道義與功利相結合起來，對程朱的道義論價值觀作了糾偏，實際上是沿著墨子、荀子的思路，倡導一種義利合一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然而在古代曆史中居於正統地位的始終以孔、孟、董仲舒和程、朱等人為代表的儒家貴義賤利的價值觀，與義利之辯相聯係，還有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即公與私的關係。儒家重義輕利，告誡人們不要為了一己之私利而破壞社會秩序，所以中國人一貫把報國保民作為人生的最大價值。 宋明時期的“義利之辯”是與“理欲之辯”糾纏在一起的。“理欲之辯”重點探討的是道德動機與物質欲望的關係。雖然早在《禮記》中就有記載區分了天理與人欲，但沒有明確的解說，並且基本上肯定了合乎一定道德規範的欲的合理性。到宋明時期，理欲之爭更為突出，程朱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陸王主張“存心去欲”，都是把道德動機與物質欲望對立起來，以排除人的物質欲望為道德倫理存在的前提。對理學家作出了最為尖銳的批判的是清代學者戴震，他深刻地指出，程朱的“天理”已成為專製主義壓迫人民的工具，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他強調理與欲的聯係與統一，提出理源於欲，欲之中即是理，離欲無理，要求“體民之情，遂民之欲”。這和王夫之提倡的“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相呼應，構成了明清之際理欲統一的新價值觀。 總之，在中國古代的價值問題上有著重義輕利，重德輕才，重理性輕感性，重精神輕物質，重集體輕個人的總體傾向。它一方麵維持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和延續，塑造了中國人以道德為上，重氣節、重人格的優良民族性格，另一方麵也有壓抑感性和物質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
【古代的榮辱觀和貧富觀】
榮辱觀念既是社會對人們行為的一種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又是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種榮耀或羞辱的內心體驗。古人常說，“人貴知恥”，一旦一個人確立了某種榮辱觀，他就會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反省和判斷，從而知道什麼是可為的，什麼是不可為的。榮與辱的判斷標準在不同社會、不同人那裏是不同的，有的以貴賤為尺度，有的以貧富為標準，也有的以善惡來區分。在中國古代，榮辱觀是與道德判斷緊密相聯的。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並以“羞惡之心”作為“義”之端。第一個從理論高度探討榮辱範疇的是戰國末期的荀子，他專門有一篇文章對什麼是榮、辱及其關係、類型作了論述。他認為隻有區分榮辱，才能使人居安避危，趨利免害。好榮惡辱，好利惡害，這是君子和小人都相同的，但是從一個人在選擇上把義和利何者放在首位，可分別他是榮還是辱：先義而後利為榮，先利而後義為辱。所以他說，“榮辱之來，必象其德”，榮辱之別是與人的品德相一致的。荀子還把榮辱區分為兩端，即“義榮”、“勢榮”和“義辱”、“勢辱”。“義榮”指因重道義、德行高而得到的榮譽，“勢榮”，指因權勢地位錢財而帶來的榮耀；“義辱”指因不行仁義，道德墮落而招致的侮辱，“勢辱”指遭人誣陷或外部勢力強加於己而蒙受的屈辱。他認為“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盡管荀子沒有否定與貧富貴賤相關的“勢榮”，並認為真正的君子可以兼有“義榮”和“勢榮”、但我們可以看出，他極力推崇的仍是以道德為基礎的“義榮”，突出的是“榮”的道義性質（“義”），而不是它的功利價值。以道德為判斷榮辱的標準，這是中國古代占主導地位的榮辱觀。管子以“禮義廉恥”為治國之“四綱”，“恥”即知道區分榮辱並羞惡知恥，有恥，就不會順從邪妄，就能“邪事不生”。明清之際顧炎武認為“禮義廉恥”中“恥”最為重要，“行己有恥”的道德品格是一個人的根本，因為知恥就會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另一思想家王夫之也說人要知道區分榮辱，知恥力行。他還認為管子的“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思想是本末倒置的，衣食有助於禮樂廉恥，但不是道德產生的根源，如果以為等到物質條件優裕了才會有道德，那麼在此以前為爭財奪利，就會無所不為，在事實上就等於取消了道德。他認為應該提倡知榮羞辱的道德去促進衣食、財用的增長，更突出了道德的重要性。 當然，中國人也有以富貴為榮、貧賤為恥的觀點。比如《孟子》中就描繪了一個齊國人，他常對他的妻妾吹噓要到外邊去與富貴人一起飲酒吃飯。有一次，其妻尾隨他出門，見城內並沒有一個富貴人與他相談交往，最後，發現他竟在墓場向祭墓者乞討剩餘食物。這個故事就反映出有些人以貧富分榮辱的思想。求官貴，惡貧賤，這是人的普遍心理，無可厚非；但在“義”與“利”或道德與富貴相對立時，中國傳統的榮辱觀選擇的是“由義為榮，背義為辱”。《大戴禮記》說：“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富而不仁是最為人唾棄的。中國人曆來把賣國、賣人格求榮的人視為寡廉鮮恥之輩，世代所傳唱的是孟子宣揚的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氣概。顧炎武說：“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誠哉是言也。
【古代的蒙養觀念】
漢語中“蒙”有蒙昧、幼稚的意思，由於兒童行事常常敝於蒙昧，過去被稱為童蒙。《易傳》第四卦對“蒙”的闡釋中有“匪（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以養正，聖功也”的說法，認為以蒙昧隱默的態度修養貞正之德是神聖的功業，後人就把對兒童的啟蒙教育稱之為“蒙養”。 中國古人提倡“愛需教子”，就是說父母僅有對子女的眷愛還遠遠不夠，更應該用心教育子女，這才是真正的愛子。韓非子說：慈母深愛子女，知道他有病就要趕快求醫，病治不好可能會死。同樣，若發覺孩子行為不端，也要為他請老師糾正，否則將來孩子可能犯罪受刑。《顏氏家訓》中更對溺愛子女任其隨心所欲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若對孩子一時的不當言行默許誇獎，使孩子養成一種驕傲脾氣，以後即使大發雷霆，責罰痛打，除了增加孩子的抵觸怨限情緒，都無濟於事了。因此他強調必須自幼開始教育，摒棄不良習氣。儒家觀點認為，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兒童的本性需要給予正確的引導，應盡早諭教。養不教，父之過，對子女自幼進行教育是父母的基本職責，尤其應重視培養兒童良好的行為習慣。儒家經典《禮記？內則篇》中對兒童各年齡段的學習內容有詳細的規定。按計劃6歲就教兒童識數字和辨別方向；7歲時區別對待男女、不許同席共食；8歲學習謙遜禮讓態度，進出家門，就席吃飯都應以長者為先；9歲教兒童知道天幹地支以及朔望的時節。至此，兒童均由家中本性慈善、態度溫良的女教師教導。男孩10歲起則要出外求學，寄宿他戶，跟老師學習六書九數。學習灑掃進退的禮節，並勤習書本，以求誠信無欺。13歲開始學習音樂，朗誦詩歌。15歲以上就練習武術以及一些射箭防禦的方法。 《禮記》的這些規定主要在日常生活方麵，它所謂的“幼儀”、“童子禮”壓抑摧殘兒童天性。明代的王陽明就曾指出，兒童性情喜好遊玩，怕受拘束，好比萌芽的花木，過分管束對兒童有害無益。他主張教以詩、禮、諷誦，反對死讀書，嚴責罰的教育方式。但應該承認，儒家的早期道德教育中強調意誌、行善、誠實、謙讓的思想有可取之處。曆史上孟母三遷、嶽母刺字、孔融讓梨都是注重道德培養的範例，除了自小進行禮儀方麵的教育，曆代有條件的家庭也普遍實行早期知識教育，有的兒童三四歲就開始識字、讀書、習詩、對句。曆代均有一些智慧超常的兒童出現，如曹衝妙法稱象，司馬光破缸救友等。應兒童教育之需，還出現了一批蒙養教材，它們以識字課本、字書為主，兼及介紹各種基礎文化知識。西周時有《史籀篇》、秦代有《蒼頡》、《爰曆》，漢代有《急就篇》，此後曆代均有人編纂蒙養教材，其中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流傳最為廣泛。除此還有分門別類介紹各種知識和進行道德教育的初級讀物。如《小兒語》、《神童詩》、《弟子規》、《女兒經》等。這些教材以初學兒童為對象，講究通俗淺顯，循序漸進，多為句式整齊的韻文，內容精煉，便於朗讀背誦。應該說明的是，這些書中有不少封建倫理的道德說教，對兒童的身心發育有不良影響。
【古代的社會等級觀念】
中國古代社會的等級製度非常完備，處處事事要做到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相稱。等級觀念自周代以來就有實際的基礎，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層層相隸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五常”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五常中的“綱紀”，三綱五常的內核是君臣父子。古代倫理關係以家庭為中心，家庭又以嫡長子為家長，從父家長製推導出事君如事父的君臣關係。由君臣父子推演出來的尊卑貴賤的諸多社會關係，形成了等級森嚴的關係網，人隻有在隸屬於他人的關係中才有價值。 中國古代的等級製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古代人從衣食住行到穿鞋戴帽都有一套嚴密的等級規章，就如管子所說：“度爵而製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製，宮室有度，六畜人從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值、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以穿衣服為例，各朝對各類人員衣服的用料、式樣和色彩都有嚴格的區別性規定。如明代的品官章服，從一品到九品官員，所帶的朝冠由七梁遞減為一梁，官愈小，帽子上的梁愈少，服色四品以上穿緋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七品以下著綠袍；袍上的繡紋區分更嚴格，文官從一品到九品，分別繡以仙鶴、錦雞、孔雀、雲雁、白鵬、鴛鴦、黃鵬、鵪鶉、練鵲，相互不得混淆，穿著不當即為失禮，要受到糾儀的處分。不僅官服如此，老百姓的常服也有嚴格的限製。《明律例》規定，庶民男女衣服一概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絲、羅，違者不僅自己要受到處罰，還要禍及家長、工匠。在不同朝代，色彩、款式雖有所變化，但衣冠上的尊卑貴賤等級製度卻始終不變。衣冠是如此，房舍舟車、日用器皿，亦不例外，就連居家常用的床榻桌椅，婦女的頭飾、手鐲都有身分的限定。僭越等級製度所規定的範圍，就要受到製裁甚至處以極刑。統治者往往把人們是否遵守等級規範作為衡量世風良莠、名教盛衰的準繩，並且用法律的、教育的、道德的手段推行等級製度，以實現尊卑貴賤各安其位的社會秩序。 封建社會的結構就是等級製度。人們生存在這種等級序列分明的社會裏，就養成了事事有等級，物物有等級，安分守己的觀念，這一方麵使封建社會得到穩定和鞏固，另一方麵卻使傳統的中國國民性格長期扭曲。
【傳統的人格觀念】
人格是近代才有的詞，而且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古代中國雖然沒有人格這種說法，但有類似的觀念。也有類似的詞彙如人品、為人、品格。天才人格類型的概念是西方理論家提出的，中國古代也有比較接近人格類型觀念的思想。孔子提出人可分為三種：狂、狷、中行。狂者進取，有較高的理想和抱負，自信，但不一定能言行一致；狷者有所不為，廉虛謹慎，但沒有很高的理想；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兼有狂、狷之優點而無其缺點。還有一些思想家對人格類型作了更詳盡的劃分。關於高尚人格和獨立人格，中國古代是特別強調的，簡單地斷言中國人長期處在封建專製之下，從而養成了奴性人格，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是對傳統文化的厚誣。中國自古就有獨立人格的觀念，主張人應當有不受外界勢力壓製的獨立意誌。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我們耳熟能詳的格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強調了獨立人格。曆史上能夠把這種觀念付諸行動的仁人誌士實在是不勝枚舉，不僅僅限於通常提到的那些著名人物。一般地說，先秦儒家試圖把人倫關係和獨立人格統一起來，且在現實中並未感到特別大的壓力。秦漢以後，特別到明代以後，專製主義日益強化，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仍然爭取人格獨立。漢末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反對代表皇帝的宦官勢力，導致“黨錮之禍”。明末的東林黨人也起來反對當權派，認為“是非”不應由朝廷來決定，而應由知識分子來決定。而黃宗羲正是繼承和發揮了這一思想，表現出一種初步的民主觀念和人格獨立姿態。 孟子曾經把人分為三種：一是事君人，即專門侍奉、服務、迎合國君個人的人，這種人沒有什麼價值；二是安社稷人，即把安定國家、社稷作為自己職責的人，這種人並不完全聽從君主個人好惡的命令，有一定的獨立人格，但其價值也不很高；三是“天民”，是最高的一種人格，這種人認為，在天地間我是一個獨立的人，我有自己的原則，可能事君，也可能不事君，這取決於君主對我的態度，聽從我正義的主張，就幫他的忙。孟子實際上揭示了三種人格，也反映了知識分子出處的三種態度：一種是不顧廉恥，沒有原則，也沒有獨立人格；一種是士為知己者用的狹隘榮辱觀念；還有一種是以天下為己任，把天下的事情作為自己的責任，發揮自己的主體性、自覺性，且根據自己的原則來發揮作用。這後一種態度可以說是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的表現。人格問題，還涉及自我實現的問題。中國自古就有類似現代自我實現的觀念，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是最高的人格，但每個人都有做堯舜的可能性，人人都應當把這種可能性實現出來。孟子認為盡心、知性、踐形，養成“浩然之氣”，達到與天地合德，萬物皆備於我，這就是自我實現的途徑。其實，這既是自我實現，又是自我超越，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宋明理學發揮了孟子的這一思想。如果覺得孟子和理學家的說法太高遠的話，那麼就來看孔子所作的簡單的概括，孔子倡導的人格具有“三達德”，即智、仁、勇。孔子還作出了切實的範例，他的弟子認為，孔子“學而不厭”就是智，“誨人不倦”就是仁，既仁且智，就是理想人格“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