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自我修養觀念】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特別注重個人的自我修養，盡管各家各派的修養內容和修養方法不盡相同，但重視自我修養這一點是一致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哲學主要關注人生問題，而不太注意不具有人生內容的純粹形式問題，或者說，中國古代的哲人往往不脫離自己的人生活動而沉浸在抽象的思辨之中，沒有個人行為見證的理論並不能被認為具有可寶貴、可重視的價值。所以，從思想史上看，各家都從個人對理論的身體力行來完成各自的學說係統。儒家關注促進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要人成就理想的人格，這當然需要個人修養的觀念；儒家關注社會和國家的和諧與秩序，這又是建立在擴大了的自我修養的基礎上的。儒家的“大學之道”中關於修、齊、治、平的闡釋，以及曆代許多儒家思想家都清晰地表明了這種自我修養的重要性。道家的莊子或楊朱，持反社會的立場，但他們對於個人生命的關注，可以導出道家、道教的養生修煉這種自我修養方法。中國化的佛學，其實踐性也是很明顯的，中國佛學的目的就在於實際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總之，在中國並沒有一派哲學或思想家認為哲學隻是一種思辨的活動，而是都注意實際訓練、教育或改變人，使人成為一較好的存在，並對自身同天地萬物的關係具有某種較完善的見解。 儒家的自我修養的理論或自我實現的理論，其影響巨大而深遠。在孔子看來，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實現理想的社會倫理模式，就必須靠誌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實踐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擔負著道義使命的君子，就必須“修己以安人”，先要誠心、正意地修身，以此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到了宋代，朱熹發揮了居敬察省的道理。所謂敬，就是念念之間存一個鄭重而不苟且的態度，對人、對事、對學問、對根本的義理，都鄭重其事，做到時時反省檢查自己，這就是修養的工夫。朱熹認識到修養觀念對於一個人實現理想人格的重要性，所以他把《禮記》中《大學》一篇單獨拿出來，列為“四書五經”之首。《大學》為什麼如此重要？在於它強調了自我修養的八個步驟，並以世界和諧為其終極目的。頭兩個步驟是誠意、正心，這說的是立誌；接著兩個步驟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了解世界；其次一個步驟是前四個步驟的總括，即修身，其目的在使自己變得完滿，好使自己能肩負起社會和政治的責任；最後三個步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的為在社會中實踐自己的德行，在實在關係中實現一個人的潛能。《大學》是每個讀書人接觸的第一本經典，具有發凡啟蒙和確定宗旨的作用，可以說後來整個中國文化的方向是以它為主導的。從大學之道可以看出，儒家自我修養和自我實現的曆程包含兩個方麵，一是通過“成己”，然後擴大為“成人”，二是把人內在的成就與外在效果統一起來。這種使一個人由內發乎外的修養曆程的統合也就是所謂“內聖外王”，個人向著聖賢方向努力，國家社會則日益實行仁義的“王道”，而不實行勢力壓製、利益驅動、詐術控製的“霸道”。儒家固然是很明顯地表現了以修身來達致治平的理想，道家和佛家也可說為具有通過成己來成人的實效主義，中國化佛家的成佛的理想和各類高僧大德的說教，都是一種實效的訓示，透過個人自我修養的努力來達致全體的人生解脫，即所謂普度眾生、樂利有情。雖然道家基本上停留在個人本位上，然而在老子的設想中，統治者不必是神仙，他隻要在實際生活中經過道家觀念的修養，就可以符合玄妙的道，遵循道就可以為大眾謀得福祉。曆史表明，道家的理論確實曾指導後來的道家政治家處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且曾取得像西漢初年那樣的良好效果。總之，中國的傳統主張人能通過自身的努力而達到終極和至高完美的境界，不論稱其為聖賢、真人、菩薩，其實質在某種意義上是一樣的，即人人應該而且可以做得到，人能止於至善而無須超離他自己所處的世界。因此說，在中國古代，哲學化的自然修養就代替了宗教的膜拜和對至高神靈的需求。在自我修養實效主義作基礎的道德哲學下，中國人的心靈雖具備了西方宗教的功能，但卻不會招致西方宗教中獨斷主義的災難。這是非常可注意的傳統遺產。此外，現實社會的不完善性，使得實現“外王”之類的目標往往落空，這就更有強調“內聖”的必要了。個人要經受得住外界種種的考驗而不致於流蕩無主，關鍵要樹立起對“道”的堅強信念和進行艱苦卓絕的意誌鍛煉。一代又一代誌士仁人努力依靠自己內在的驅動力，來踐履他所信奉的道義，成為支撐中華民族的脊梁，使中華文化也因此得以在世界曆史的相當長時期內保持領先地位，直到今天還巍然獨存，並具有罕見的自我更生能力。
【古代農學家的務實精神】
中國古代農學家具有重實效，力躬行，細究農務實，立誌興農以圖富民強國的精神傳統。“農學”本是一門實用學問，中國古代農學家雖對農學理論也有所論述，但絕少空談，而是切實研究農業生產的實際過程，重視訪問、考查、驗證乃至試驗，努力總結農業技術成果，並積極推行指導生產，以圖興農利民。農學家在認識上多言實務、實效。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序中批評當時虛侈之風是“舍本逐末，賢哲所非”，認為學習聖賢之說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明末農學家徐光啟斥責其時流行的陸王心學為無用之學，認為學問應當“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他早年深研音律書法，後來認為這些東西乃雕蟲小技，不足學之，盡數棄去，轉而學習農學、水利、天文、兵法、工藝等“可施用於世者”。 曆史上的農學家不僅在理論上崇尚務實，而且身體力行。他們往往遊曆各地、觀察訪問、試驗推廣，樂此不疲。西漢傑出農學家汜勝之親自在關中主持區田法的試驗，撰寫實驗報告與論著，開風氣之先。賈思勰總結自己農學研究的原則說“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北宋農學家陳在其《農書》中自信他講：“是書也，非苟知，蓋嚐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取著其說以示人！”重躬行是農學家務實精神的生動表現，不僅如此，他們的務實精神還直接表現在其著作的內容中，他們針對農業生產的實際過程立論，細致詳密之至，令人歎為觀止，諸如選種、播種、栽培、收藏等環節均細細道來，甚至積肥、追肥之方法也陳述甚細。他們提出要根據氣候、土地、勞力等實際情況進行農耕生產。《勝之書》裏講：“凡耕之本，在於趣時”；王禎在其《農書》裏說農業生產要“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他們亦針對不同地域立論汜勝之主要論關中地區之農耕，賈思勰集中討論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農業技術，而王禎卻兼論南北農業。但他們又不將這種地域區別絕對化，認為土壤、氣候一州之內也有不同，故農耕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進行，而不必拘泥於地城之論。 農學家注重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細述了怎樣進行多種經營，如何多層次利用農產品提高經濟效益的方法，還敘述了多種以小本錢盈利的內容，所以有人稱之為個世界最早的“家庭經濟學”，可見其務實之程度，陳提出要在農耕中實行集約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概言之，中國古代農學家重實效，力躬行，務天、地、人之“實”，是中國古代農民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此務實精神與儒家重倫理、輕實務的主潮流相對立，因此更顯可貴。
【耕讀傳家的觀念】
“耕讀傳家”是中國古代根深蒂固的治家觀念，深深紮根於占代文化傳統之中。“耕讀傳家”的觀念，與古代的社會結構是一致的。中國古代社會有一種基本的構架：以農養天下，以士人治天下。換言之，養天下須重農耕，治天下須重讀書。農業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根基，統治者對此深有認識，故把“重農”作為安邦興國的基本方針。《呂氏春秋》裏講：“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漢文帝劉恒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春秋戰國以來，“重農”已成為君主既定的興國之策。古代的王者也看到了讀書人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於是采用各種方式把讀書人中的佼佼者吸收到統治階層中來，置其於權位，供之以傣祿，使讀書人為其所用。統治者的這種重農耕、尚讀書的長久治國策略影響到民間社會，就體現為中國家庭中的“耕讀傳家”的觀念與實踐，“耕讀傳家”表達了家庭自身的利益。 中國人自古就有尚農的傳統，把農桑視作生存之根。《周易》裏有言：“不耕獲，未富也。”從秦開始曆代統治者的重農抑商政策，更把人們牢固地牽製在土地上，以農耕作為根本的生活手段。幾千年來，中國的政治製度和經濟結構一直沒有根本性變動，就後者來說，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整個封建社會占據了支配地位。長期的積澱使得古代中國人樹立了一個牢固的信念：農耕是最牢靠、穩定的生存手段，除非萬不得已是不能夠放棄的。通過工商業致富或為官發財的人，最終也以購買田產為根本之計，因相比較而言，這乃是最穩當的保存家產的方法。重農戀土之情實發自古代中國人的肺腑。無怪乎古人把“耕”作為傳家之一本。至於讀書，對一般庶人家庭而言，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學而優則仕”，讀書人可以通過人仁謀生，乃至發財致富，又對以光宗耀祖。 孟子講：“士之仕也，猶農之耕也”，即言讀書人做官要以像農夫耕地一樣謀生。《戰國策》裏講，農耕有十倍之利，而從政做官之利則無可勝計，此對庶人誘惑可謂大也。其次，讀書做官可以展抱負、建功業。在古代中國，一個人要成就點事業，路是很狹的，最便當且被社會認同的路徑，便是讀書做官。再次，讀書可以求學問、修心性，擔當天下道義，成為賢人雅士。縱然讀書一無所成，也有農耕為根，生存不足為患。可見“耕讀傳家”一訓，既有重生計之“俗”，又有求高潔之“雅”，實乃一種融雅俗為一體的生活智慧。它是古人在重農尚仁的社會之中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治家方式和生存方式。“耕讀傳家”作為觀念深植於傳統文化之內，幾千年來一直為世人接受，直到近現代，社會狀況大變，其影響雖不可能如以前之巨，但作為一種極為悠久深遠的傳統，還對現代中國人有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