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如何管理好國家的財政經濟一直是中國曆代思想家的重要課題。“理財”一同最早見於《易？係辭下》，宋以後成為經常使用的經濟學範疇。中國古代許多重要的理財觀點和原則，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國家收入和支出的關係上，那時就提出了“量入以為出”的財政總原則。從國家租稅收入方麵來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堅持重稅政策外，其餘都讚成輕稅政策。一般都讚成對關市、關卡和山林不進行征課，在農業上主張農業單一稅。在財政支出方麵，先秦各家基本上遵奉“強本節用”的經濟原則，並鼓勵糧食儲備。先秦各學派在理財上有兩種對立的見解：一、主張“藏富於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礎上充實封建國家財政。這主要以儒家為代表，國家的租稅收入總是來自人民，因此儒家特別反對財政上的橫征暴斂。他們還從生產與消費的對比關係去考察對理財的影響。二、主張“國富民貧”，這是法家提出的觀點，即不惜讓人民貧窮來充裕封建國家財政。此外，先秦各項理財措施中，按土地肥瘠、麵積大小、位置遠近或勞役輕重等來規定稅收率高低的租稅負擔平均原則，財政開支方麵的專稅專用思想，政府應實行“平糶”或“平糴”政策的主張等，均對後世理財觀念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另外，《管子》提倡在國家財政上盡可能擴大經營收入以代替征稅收入，諸如製定價格政策，官府經營穀物買賣，實行鹽鐵專賣等，作為充裕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這一經濟政策在此後2000年的封建社會裏一直發揮著相當的作用。 漢代著名的理財家桑弘羊根據先秦的有關理論和原則，製定並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重要財經政策和措施，並首創均輸和平準的貨物運銷政策，耿壽昌依據先秦平糴思想而創立的常平倉製度，也成為封建時期的一項重要理財措施。西晉時，傅玄麵對封建賦稅繁重的客觀事實，提出賦稅應遵守“至平”、“積儉”和“有常”的三原則，這是財政理論上的一個進步。西晉占田製則體現了按勞動能力實現租稅平均負擔的思想，並在北魏均田製中得到繼承和發展。至唐代，由於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實行了一些重要的財政改革，如由封建勞役負擔轉變為實物或貨幣繳納，由強製的征發轉變為“和買”或“和雇”等。傑出的理財家劉晏還在轉動改革上以雇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在鹽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經營方式取代官府專賣，由此標誌著理財思想上的重要轉折。特別是劉晏對財政和經濟的關係，有較明確的認識，注意培養稅源。韓愈將工匠製作器具和商人流通貨財，看成與農民產出粟米絲麻一樣，同為租稅為源。這是對農業單一稅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時期財務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國家統一掌管所有財政支出，國家財政稽核職能的獨立等，也是中央集權的發展在財務行政上的反映，並對後代封建財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啟發作用。尤其是楊炎，除堅持封建國家公賦應獨立於封建君主的個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了“量出以製入”的新財政原則，即根據估計所需的支出數量去征收賦稅。這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最早的創見。 宋以後，有關理財問題的議論逐漸增多，但一般仍因襲先秦以來的傳統論調而少有理論原則上的發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階級思想家中越來越多的人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諱言理財思想傾向表示懷疑或進行批判。在如何理財的問題上，宋以後存在著各種不同觀點。宋代王安石主張理財要同整個社會生產相結合；鄭伯謙提出理財隻需考慮國家財政支出，等等。宋以後理財觀念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專賣和經濟幹涉政策傾向日益減弱。如鹽、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專賣或控製的事業，逐漸變為招商承辦或由私商自由經營，而封建國家隻收取捐稅或憑證費。越到封建後期，這種傾向越加明顯。此外，兩宋以來在封建國家的財政措施中廣泛采用雇傭形式，這也體現了理財觀念方麵的發展和變革。就具體理財措施而言，宋以後在漕政、鹽政和水利等問題上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建議，元明以來還產生了許多這方麵的專家。由於封建財政愈益集中，國家的會計製度也日漸受到重視。南宋鄭伯謙建議主管會計稽核之職與主管財務行政之職分別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並使前者權位高於後者，以便其充分執行會計監督職能。明代丘〖HTXL〗？〖HT〗還提出了編造年度財政收支的周密步驟，頗類似於近現代國家預算的編製程序。總之，中國古代的理財觀念具有很高的水平。
【“重農輕商”觀念】
“重農輕商”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觀念。中國古代大多數思想家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本”，而商業是“末”。所以，在社會地位上，從事農業者要比從事商業者高。“士農工商”，商人處於最末等地位，而從事農業者的地位漢次於士——做官的人、讀書人。“重農輕商”觀念反映了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中國古代社會重視農業，輕視或要求限製工商業，特別是商業的經濟思想。 先秦時期的思想家，為了富國強兵，保證國家有充裕的財政收入以及為兼並戰爭提供所需的物資及可靠的兵源，要求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活動的首位。同時又認為，加強農業就必須抑製民間工商業，隻有這樣，才能保證農業所需的勞動力，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變法令是重農抑商的典型事例。韓非指責工商業者為五種社會蠢蟲之一，主張使其地位低下。但先秦思想家並不否定工商業的社會職能，認為商業也是社會所必需的。他們所不讚同的是聽任民間工商業過度發展，侵占農業勞動力，因而主張加以限製。秦統一中國後，將重農輕商定為國策。西漢政權麵對商人勢和的增大，堅持奉行“抑末”政策，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晁錯針對商人的奢侈和欺詐行為，呼籲驅使民眾回歸土地，從事“本業”活動，並提出用粟等糧食來進行賞罰，進一步發展了重農思想。但漢代有一些思想家如司馬遷認為農、工、商都是致富源泉，不應有輕重之分。桑弘羊也指出，富國不能單靠農業，也要靠發展官營工商業。但總的來說，在漢代，“重農輕商”觀念是社會的主導思想。晉初，傅玄提出“貴本而賤末”即重農賤商的口號。“賤末”思想在兩晉南北朝時間得到廣泛傳播，被看作是富國的大政方針之一，國家甚至頒布了對商人的侮辱性法令，而士大夫階層也以“賤末”作為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這表明重農輕商觀念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內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重農輕商思想和政策，阻礙了民間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它的消極作用愈來愈嚴重。從唐代起，為民間工商業及其從業者的正常經營活動進行辯護的觀點就不斷出現，有的理財家還以商業經營原則作為財政改革的指導原則，逐漸形成了一種反對重農輕商的思想趨勢。到宋代，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此後，發展民間工商業的新觀點也在不斷擴大影響。但總的來說，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中，重農輕商觀念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封建士人一般不許或恥於從事商業。正是由於這中觀念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從事工商業活動者在賺得錢後，不是把資金再投於工商業，而是用於購買土地和山林，轉而成為地主階級的一員。這是中國為何未出現強有力的金融資產階級和商業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在18、19世紀落後於西方的一個深層的文化原因。
【古代的快樂論和幸福觀】
《尚書？洪範》最早論述了幸福問題，提出了“五福”，即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攸好德”指遵行好的品德。盡管後來墨子等人都懷疑過“德”與“福”的關係，韓非子也曾說“全壽富貴之謂福”，但總的來說，古代對幸福問題的探討仍是與道德牽連在一起的。如《易傳》中說鬼神的好善憎惡決定了人的好善憎惡，人要求福免禍，必須迎合神的意旨，行善除惡。所以在許多民間傳說、故事話本、小說戲曲中都反映了“修德行善以求福”的觀念，這在儒家思想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很少用“福”字，有人曾考證說《論語》中無一處用“福”字，《孟子》書中僅在引用《尚書》和《詩經》的文中出現過3次，《荀子》中有24處，但多為引證和評論。儒家經常使用的是“樂”字”“樂”不僅指六藝中的音樂，也不僅指喜怒哀樂的情感，它更指人的一種精神境界。如荀子在《樂論》中稱：“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製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這樣的樂，指的是一種理性與情感交融的精神狀態或人生境界，是要經過長期修養才能形成的。儒家所追求的幸福不僅僅是“欲樂”，即物質感官上的滿足，更表現為一種“道樂”，即精神價值層麵上的幸福感受。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他自己亦是淒惶奔波，席不暇暖。但他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他主張一種“安貧樂道”的生活方式，認為貧窮並不可怕，關鍵是要找到安身立命之道，這樣不論處於什麼環境，都不會怨天尤人，所以他說“仁者不憂”。仁者即使粗茶淡飯，曲起手臂當枕頭，“樂亦在其中矣”。顏回是他極為讚賞的一個學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顏樂處”反映了一種與道德高度統一的幸福感。以“道樂”為本的幸福觀，不僅是一種德性的提倡，而且可轉化為實現政和民睦、移風易俗的手段。所以先秦荀子特別重視“樂教”，專做《樂論》，其中說道：“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籌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從功能來說，樂能“治心”、“成性”，而就其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來說，則可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這也就是“樂”的狀態。“尋孔顏樂處”後來成為宋明理學家熱衷討論的重要問題。周敦頤曾說，富貴是人之所愛，顏回卻不愛不求，這是因為他覺得道德比富貴更有價值，有了它，沒有富貴也不會感到缺憾，相反，“道”作為一種強大的精神支柱可以使人產生一種很充實很平靜的幸福感，人生的幸福即在心理上保持這種充實平和的樂之狀態。所以儒家的“樂”即幸福感，是對精神世界的一種追求，而非物質欲望的滿足。它與追求高屋華服、美女佳肴的享樂主義幸福觀完全不同。 然而儒家“孔顏樂處”的幸福觀實在陳義甚高，能夠真正實現這種幸福的也隻有少數聖賢君子。尤其到了宋明時期，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幾乎完全否定了現實生活中的感性物質的欲望，幸福與快樂更顯得遙不可及。與儒家相對的是佛道的幸福觀。道家和佛家都輕視塵世生活：道家宣揚通過“白日飛升，成仙成神”進入“福地”、“福界”；佛教視人生如苦海，認為死後的“涅〖HTXL〗？〖HT〗”才是最高的幸福，人們隻要供養布施、行善修德即可為自己爭取死後的幸福。佛教傳入中國後演變為禪宗，禪宗認為苦難是由於人們認識錯誤造成的，最大的幸福、成佛的“淨土”就在自己心中，一旦覺悟，即可解曉，所以隨處恒安樂，不必向身外去尋求西方極樂世界，這樣原先佛教禁欲主義的色彩也淡薄了許多。佛道的幸福境界雖然超越現實，虛幼縹緲，但卻深入人心，因為這畢竟反映了人們對幸福的渴望和對快樂的追求。禪宗的思想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朱熹、玉陽明等人都融佛入儒。朱熹提出成人之道即在“存天理、滅人欲”，隻要克止妄念，平息人欲，天理即可大明。王陽明提出“格心”之說，認為修養就是在人心中做去惡為善的功夫。在他們看來，人生的幸福即存在於對完善的道德境界的追求之中，而人生修養即在體悟人得之於天的“理”。宋明理學雖吸收了禪宗的許多思想，但它的幸福觀在本質上是對儒家精神的繼承和深化。
【古代的環保思想】
中國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人必須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產生了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思想。據說舜就曾任命伯益為“虞官”，掌管草木鳥獸。大禹曾下過禁令，規定春季不準攜帶斧子進入山林。西周時則設立了許多不同職責的掌管自然資源的官員，如掌管山林的山虞，掌管林麓的林衡，掌管川澤的川衡，掌管湖泊的澤虞等等。他們都強調以時開禁，取用有度。《國語》中記載了春秋時魯宣公在泗水張網捕魚，其臣裏革把漁網割斷，扔在水裏的故事。裏革強調人應該合理利用資源。他說，春夏鳥獸魚類孵卵孕胎、不應捕殺，樹木發芽生長，不宜砍伐。野生動植物得到繁衍，才可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先秦時期，隨著“天人之辯”的逐步展開，儒道各家從哲學角度探討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進一步豐富了環保思想。儒家認為人是天地所生、人的生存對自然有著很強的依賴性，因此他們十分重視在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的同時保護自然資源。孔子釣魚，但不用網捕魚；射鳥、但不射巢中眠宿之鳥。孟子甚至將此納入“王道”即政治思想的軌道，強調不隨意違背農時，不過度撒網輔魚，才能有足夠的穀物魚鱉，才能保證百姓“養生喪死無憾”。荀子亦將環保的製度和思想稱為“聖王之製”。儒家還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自然界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規律，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們必須尊重自然規律，自覺地維護生態平衡。在樹木生長期“斧斤不入山林”，魚鱉繁殖期不撒魚網，不投毒藥，都是為了“不滅其生，不絕其生”。荀子總結“天人之辯”，論述了尊重自然規律的重要性，要人“明子天人之分”，既不違背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而與天爭職，又在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與天地配合，從而使天時為生產服務，促使萬物繁殖成長。《禮記？月今》則根據保護生物資源及生產的需要，提出各種環境與生態保護的具體規定。不能違拗自然規律的觀點，在中國古代環保思想中一以貫之。 道家老莊的環保思想近年來為世人矚目。老子認為天道自然無為，人隻是萬物中之一物，人的行為應當效法天道，順應自然，不隨意妄為，否則，“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這種尊重客觀自然法則的態度是合理的，但他的無為過於排斥人的有為，這是走了極端。莊子的思想與老子一脈相承，以“天”為自然狀態，“人”為對自然的改造，他盛讚自然的完美，而鄙視人為。老莊的批判首先針對的是文明的社會負效應，並非文明所帶來的自然環境的危機。但是他們強調不破壞生物的天性，主張人對自然無爭無為，莊子還否定“機心”，保證人心純樸自然、這與“環保”思想有深刻的相關之處。 總之，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中國古代十分重要的問題，環境保護不僅受到古代政府的重視，也為儒道等各派思想家所注目。另外，中國古代以農業經濟為基礎，農業生產必須尊重並順應自然規律，所以注重農時以及四季變化的規律成為中國人的普遍意識。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總結農業生產規律時，就主張順應天時，衡量地利，認為在此基礎上耕種稼穡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反之，任情反道，則將勞而無獲。除此之外，戰國時代諸子已有“多糞肥田”、“地可使肥”的說法，說明當時勞動人民對保持土壤肥力和施肥的作用已有了正確認識。宋代陳著有《農書》，其中指出，隻要經常加上肥沃的土嚷，並以糞治之，就肯定能使地力常新，他還提出了許多技術原則。這些思想都包含有豐富的環保意熾。
【全性保真的養生觀】
全性保真的養生觀，儒、釋、道三家及中國最早的醫學典籍《內經》都有所涉及。對養生問題各家主張不同：儒家宣揚經世濟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做種種入世的事業；釋家主張與世無爭，把著眼點放在跳出六道輪回，歸向西方極樂世界的至高目標上，故而是出世的；道家以“清除無為”為處世宗旨，崇尚自然，繼而發展到後來的道教以長生久視、羽化登仙為最終目的。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心性的修養十分重視，也就是重視思想、精神以及情緒上的修養。這一點大大不同於西方的養生學。西方養生單純講健康長壽並以此為惟一的目的，而不涉及心性與道德的修煉，因而在養生著作中僅僅限於對體質與力量的闡述，而中國傳統養生學還有其另一方麵的追求，即全性保真以達性命雙修。性命二字，中國不同思想家、醫學家、氣功家有不同的解釋，就是道教內部各派意見也各異。一般講，性指意識活動——神，命指人體功能活動的基礎——精與氣；性指心性，又謂“真意”、“真神”，命指生命、形體，又謂之“元精”、“元氣”等。西方的養生傾向於“修命”，中國的養生講求性命雙修，其途徑主要是全性保真，也就是說，通過修性來修命，即所謂的“修得一分性，保得一分命”。 儒家本不以養生長壽為主要目的，隻求人的自我完善，但其思想觀念及道德行為規範裏卻也含有養生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儒家要求待人以寬，予人以惠，做到“忠恕”，對己則“罕言利”，節儉、平心，淡泊。這種思想品行的修行，從養生學角度看來，亦屬致壽之道。孔子說過“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以及“仁者壽”的活。所謂“仁者”、“君子”即是心性通達、道德高尚之人，這些人往往長壽。《春秋繁露》對此是這樣認識的：“故仁人之所以長壽者，外無貪而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儒家四書之一《大學》有“心廣體胖”一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釋說：“胖，安舒也”，“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儒家認為，有修養的君子平時心胸開闊，所以體貌安泰舒坦，優哉遊哉。這就反映了“修身”和“長壽”之間的內在聯係。 佛教雖然講的是出世，不像道教以長生不死為修習宗旨，但佛教主張無欲無求，在平常生活中放棄一切不必要的攀緣和雜念，不斷修習，以達參悟禪機，明心見性，這在客觀上起了固定生慧，了卻煩惱，使身心輕安、情緒愉悅的作用。從養生學的角度來看，達到了祛病延年的效果。自古以來，享有天年的高僧為數不少。我國養生文化中，道家，尤其道教在我國傳統養生長生術方麵地位最為重要。它以虛靜無為、抱樸守一、返仆歸真、長生久視為宗旨，不僅追求長壽不死，更將白日飛升、羽化登仙作為其修道的最高境界。其修煉方法用於求不死，固然徒勞，借以養生，則頗有裨益。事實上道家不少修煉方法，一直在起著延年益壽的作用，對養生學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精神修煉是道家修煉的最高境界。老子哲學觀的核心是清靜無為，《老君清靜心經》裏也說：“心既自淨，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名為得道。”為了達到清靜之境，根據“載營魄抱一”（精神與身體合一）之說，運用靜坐法，使精神專注，排除雜念，如氣功家所說的意守丹田，神不外馳，使身體同精神合一而不分離，以求神氣渾然如一。這也就是道家的“內守一氣以養精神”的“守一”法，它成為道家氣功的一項基本功法。在《莊子？養生主》篇中，專門論述了怎樣護養生命之主——精神，提出養神的方法莫過於順任自然。氣功的具體方法是“心齋”、“坐忘”。所謂“心齋”就是心誌專一，凝神於氣，意氣合一，最後進入“虛”的境界；“坐忘”一開始就要進入一個較高境界，要排除幹擾，擺脫一切欲望，目無所視，耳無所聞，忘掉一切，甚至仁義、禮樂這些重要東西，最後連自我都忘掉，這樣便會通體光明，空無一物，達到“虛”的境界。《莊子？在宥》篇中指出，養生理論雖然根深奧，但做起來無非是按照“心齋”、“坐忘”的要求，保持清靜，神形內守，形不外勞，心無外慮，目不外視。道教修煉，以精、氣、神為核心，在丹經中稱為三寶，猶生命之三大元素。《仙神隱》指出：“勿要損精，耗氣，傷神”，“三者既失，真氣耗傷”。內丹家更將此作為“內丹”修煉的核心。所謂內丹，是漢唐以後道教徒為羽化登仙而修煉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原理完全仿照外丹而來；外丹燒煉要用爐鼎，內丹修煉則以人體為爐鼎；燒煉外丹要用黃金、朱砂、雄黃、雌黃、硝石、雲母等為原料，修煉內丹則以人的精、氣為藥物，以神（意念）為火侯，進行修煉，使精、氣、神三寶凝聚不散而成內丹。它實際上是集靜養、吐納、導引、服食乃至房中諸種方法之大成。 就醫家而言，由於祛病延年本屬職責範圍，所以於養生之術尤多貢獻。我國現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由《素問》、《靈柩》兩部組成，書中十分重視天人合一的養生方法，指出養生者必須“順四時而適寒暑”，並提出了“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等一係列的養生原則。在形神的調養中，既主張從適勞逸、慎飲食等方麵來養形，更重視從和七情、靜思慮等方麵來養神。《素問？上古天真論》說：上古時候，知道養生智慧的人，效法陰陽生克的道理，懂得修身養性之法，飲食有節度，生活起居有規律，使身心保持平衡和諧，如此才能夠活得百歲，盡其天年。心情要安靜，生活要樸素，不為物欲所蒙蔽，不為外物所驚優。掌握了養生之道，才能保全生命，不受危害。縱觀儒、釋、道、醫諸家，凡是以養生為目的的思想，無不以意靜為止，這是中國古代養生觀的統一之處。古代養生家都強調”養莫若養性”，“養性”即道德修養與精神修養，包括修心、養神、節欲、戒怒，這些都包含在“意靜”之中，隻有“意靜”，才能全性保真，達到性命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