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
陰陽五行學說在春秋戰國直至秦漢時代，盛極一時，陰陽五行家以其陰陽五行結構框架創立了一個包容天、地、人、萬物在內的世界圖式。它對當時諸家各派及後世哲學思想、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業經濟的特點是注重自然季節的變化，敬授民時，強調四時的自然規律，這就反映了陰陽五行學說的現實基礎。戰國秦漢時代的陰陽五行學著作，多已失傳，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因包含在其他諸子學說中而得以流傳下來。《月令》即是戰國陰陽五行家的一篇重要著作，呂不韋編《呂氏春秋》，將它編入十二紀，成為全書的綱領，漢初儒家又將它收入《禮記》一書中，成為儒家的經典，農家則把它的理論吸收進自己的理論中，保存在《夏小正》、《四月民令》當中。 在《月令》中，世界被描繪為一個多層次的結構。在這個多層次的世界中，太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月令》認為太陽不停運轉，每個月停在天穹的一個區域。比如，正月時，太陽住在營室，昏在參中，旦在尾中；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太陽的自然運轉形成了四時，每時又分為三個月。四時各有其不同的氣候特征，每個月又有各自的征候。與四時相對應，每時都有自己的一班帝神，譬如春天的帝為太皋，神為句芒，夏天，其帝為炎帝，神為祝融。與時月、神帝的變化相對應，每月各有相應的祭祀規定和禮製。四時的運轉秩序與五行相配，並體現著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土在夏秋之交，居於中央。人事的活動，要受到太陽、四時、月、神、五行等各種力量的製約，人可以利用自然，但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在遵行自然規律的同時，還有許多神秘主義的規定。 在人事活動方麵，《月令》對生產和政治的關係尤加注意，認為政令應以生產規律為依據，應有益於生產的正常進行。《月令》的農業生產規律是春種、夏長、秋收、冬藏。根據四時運轉、陰陽變化、五德生克及生產規律，《月令》開列了一個政治月程表。政治活動的指導原則是，凡舉行大事，不要逆天數，必須順從四時的變化，要應時節而發布政令。比如，慶賞與陽氣同類，刑罰與陰氣同類，春夏屬陽，秋冬屬陰，所以春夏用慶賞，秋冬用刑罰。試看仲夏之月的諸種規定與征候的對應關係：太陽在東井，昏時在亢中，旦在危中。其日為丙丁，其帝為炎帝，神為祝融，其蟲羽，其音為徵，律中蕤賓，數為七，味為苦，臭為焦，祀在灶，祭先用肺。這一時期螳螂生，伯勞鳥始鳴。天子居住於明堂太廟，乘紅色的車，駕紅色馬，載紅色的旗，穿紅色的衣，佩紅色玉，應吃菽與雞，器皿用高而粗的。命各種樂官習樂，命各有司官員祈求豐年。這個月天子下令百姓不要以藍草染，不要燒灰，不要曬布，問閭不閉，關市不征稅，寬待重囚。這個月有一年中最長的一天（夏至），陰陽相爭，物生物死參半。在位的君子要齋戒，居處掩身不顯，不要躁，停止聲色活動，節欲定氣，百官寧靜，不事刑罰，以助陰氣的成長。鹿角開始解落，蟬開始鳴，半夏始生，木堇華榮。這個月不能用火於南方，人可以居住在高處，等等。政令的實施，必須按照時今的程式規定而不可更改，周而複始，年複一年。 《月令》特別警告，不可違背時令，否則就會受到懲罰，不是天災就是人禍。如孟春行夏令，則風不時而起，草木會旱枯，國家將有大亂；如行秋令，則有大瘟疫，疾風暴雨不時而至，野草叢生；如行冬令，則有大水、霜雪，種的莊稼不生。這種認識有牽強附會之處，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陰陽五行家認為天人和諧、天人合一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保證和先決條件，一切行為必須保證天人和諧的實現，而不能破壞它。他們努力探求事物之間的聯係，並企圖用陰陽五行分類的方法把事物貫穿起來，借以掌握事物聯係的鏈條，組建一個包容無遺、萬象畢具的有機聯係的世界。陰陽五行學說滲入諸子學說，如儒家、墨家、道家、道教、雜家、農家、醫家乃至方術之中，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天問》】
《天問》是戰國後期楚國的愛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長詩。關於天問的寓義，傳統的看法是問天，即對天發問，因為天尊而不可問，故叫天問。在這首長詩中，詩人提出了170多個問題，內容涉及到宇宙起源、大地萬物、人神史話等眾多領域。詩人以詩化的語言對宇宙的起源、生成等終極性問題進行了哲學探索。 古代先民自人文意識覺醒之後，就不斷地對宇宙的終極問題進行哲學思索。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起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傳》則把宇宙的原始狀態稱為太極，認為天地未分時是混沌一氣，太極生出天地兩儀，天地陰陽又生出萬物。戰國後期的黃老之學在宇宙終極問題上繼承並發展了老子的道論。可以說，對宇宙問題的探索已成了當時哲學家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老子一派的道論，不是歸結為無生有，就是導向氣一元論，而《易》的太極又是從何而來？對終極性問題的普思維帶上了一定的臆測成分。對宇宙終極問題的這種思索使遍關注，自然也引起了詩人的種種奇思妙想。詩人屈原以提問的形式問道：遠古開端的情況，是誰傳述下來的？上天下地沒有形成時，根據什麼去考查它？晝夜不分而混沌一片，誰能清楚地認識它？元氣充滿宇宙，彌漫四方而沒有形狀，又怎麼能夠辨別明白？晝夜交替不休的緣由是什麼？陰陽二氣結合產生了萬物，哪是本原，哪是演化？天高有九層，是誰營造得那樣高？天的軸承聯結在什麼地方？旋轉的天軸又插在什麼地方？八根擎天大柱立在什麼地方？大地的東南角為何又傾塌了？九層天的邊緣，安置在哪裏，連接著什麼？天有多少曲度，地有多少角落？誰知道它們的度數多少？天地會合在什麼地方？天有十二區是怎麼劃分出來的？太陽、月亮怎麼掛在天上的？群星為何又安放得牢穩？……屈原的提問，始終從何為原因、何為根據上入手，這種追根究底式的發問，使天命論者和神秘論者無法回答。從詩人尖銳的提問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對宇宙起源問題所持的唯物主義見解。詩人認為，宇宙的本原是物質性的氣，陰陽二氣是一切變化的動因。宇宙的原始狀態是混沌一氣，由於陰陽二氣的對立、轉化，才形成了天地萬物。在詩人看來，宇宙是自然生成的，並不是由誰來創造的，這也是詩人提出一係列質問的總依據。 詩人在他的其他的創作中，對終極性問題有著與此大致相同的理解，曾說宇宙浩浩渺渺而無邊無際，陰陽二氣恍恍惚惚無形無影，最細微的聲音可以感覺到，但最細小的物質卻不能由誰來創造。總之，詩人理解的宇宙是物質的實體，無論是宏觀的宇宙，還是微觀的細微物質，都是一種自然的客觀存在，人可以感觸它，卻不能創造它，也不能消滅它，甚至不能度量和操縱它。這後麵一點反映了當時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的低下及科技水平的落後。《天問》對宇宙終極問題的唯物主義思索，對以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荀子的《天論》，東漢王充《論衡》中的《談天》、《說日》，唐代柳宗元的《天對》、《天說》，劉禹錫的《天論》，宋代朱熹《天問注》，明代王廷相的《答天問》，直到明清之際王夫之對天理論作出的總批判，都可以看到《天問》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五行捷訣】
五行方位甲乙寅卯東方木丙丁巳午南方火
戊己中央土辰戌醜未四庫土
庚辛申酉西方金壬癸亥子北方水
五行相生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座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五行發用
金生在巳
木生在亥
水土生在申
火生在寅
【諸子百家與諸子十家】
諸子百家是先秦至漢初各個學派的總稱。《漢書？藝文誌》著錄各家著作“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也是我國曆史上文化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奴隸製度的崩潰，新興地主階級的勃起，官學轉向私學，學校教育移入民間，使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各個階級、階層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等，出於維護本階級和階層利益的需要，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各種學說、各種流派競相出現。他們的理論有的尖銳對立，有的大同小異，有的則小同大異。集中表現在尊天命、信鬼神與反對宿命論的鬥爭；尊禮教、尚孝道與實行法治的鬥爭；麵向觀實生活與超然物外的鬥爭；過分強調物體的“同”和“異”的形而上學與全麵觀察事物，重視“名生於實”、“取實予名”的唯物論的鬥爭以及“性善”與“性惡”、“任人唯親”與“任人尚賢”的鬥爭等。這些理論分別代表了沒落奴隸主貴族的思想，上升中的平民階層和農民、手工業者的觀點和戰國中葉後地主階級的要求。《莊子？天下》篇說：“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說明當時階級矛盾的特點和複雜性。在不同學派之間，諸子雖然各持己見，互相批判；但有些也相互吸收和影響，有些還逐步走向綜合的途徑。而在學派內部，則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思想文化領域，五光十色，絢麗多彩，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麵。 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距今已經2000多年，盡管他們的學說、觀點是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有其階級的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則是多方麵的。他們的著作不僅在哲學、邏輯領域，國家與法的學說等方麵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方麵，也有著豐富的內容。諸子的著作是我國古代珍貴的文化遺產，他們學說的不少命題成為後代一些學說的萌芽形態，後來的學者大都從這裏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論形式。諸子散文是中國上古散文的典範，它們不僅有深邃的思想內容，而且在寫作技巧上有很高的造詣。如墨子文章雖然看起來缺乏文采，但邏輯嚴密，條理分明，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孟子文章則文采華美，清暢流利，尤以氣勝；莊子的文章另具一格，瑰奇曲折，如行雲流水；荀子是反對華而不實的，他的文章質樸簡約，剖析事理極為透辟。曆代史學家和散文家，如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無不從他們的著作中吸取營養、學習技巧。 關於對諸子百家眾多派別的歸類，司馬談著《太史公自序》“論六家之要旨”中已提到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劉歆總群書，將諸子言論歸為十家。《漢書？藝文誌》則根據劉歆《七略》，把儒家經典列入《六藝略》中，另外在《諸子略》中把先秦至漢初各學派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進而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由於陰陽家、農家著述遺失太多，縱橫家的言論多屬漢代人對戰國時合縱連橫外交功過的評述，且有人認為名家存在形而上學片麵性，小說著作多出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九流十家漸漸成了五流六家。其實，陰陽、農、小說、縱橫四家的言論，除陰陽家的言論尚待發掘外，其他三家稍事收集即能找到足以代表其主要思想的篇章和論述。今人寇崇琳經過多年潛心研究，編譯了《諸子十家選擇》（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這方麵的探索。比如，他收集的《呂氏春秋》中的“上農”、“辯土”、“任地”、“審時”四篇，《管子？地員》一篇和《孟子？騰文公》（上）中“有為神農之言者”一篇，及清代人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所輯《神農》中幾篇先秦農家著述，就基本上反映了先秦農家思想的主旨。目前，我們在坊間見到的諸子全集或選集，大多以書名、篇名或諸子代表人物進行排序，也有將經書和代表人物交叉排序的。而《諸子十家選譯》為了集中表達各家主旨，它既不以諸子代表人物分類排序，也不以諸子著作排序，而是以《漢書？藝文誌》所談十家分類，收集諸子各家文章、言論，按思想立論分別編入各家。無論是哪一家代表人物，他的言論和著述論及某家即歸入某家。比如名家，除收有惠施、公孫龍子等代表人物的言論外，還收有管子、荀子、墨子關於形名觀點的言論。十家中現存陰陽家言論太少，沒有單列，而以兵家代之。《孫子兵法》是我國兵書的始祖，《司馬法》、《墨子城守》等都是軍事學說的重要文獻，至今仍閃爍著思想光芒。作為一家與其他九家並列，似無不可。這也是一種嚐試，有待進一步在實踐中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