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同學生們一起對目前英國一些學校中依然未廢除體罰的現象進行過討論，其利和弊各占一部分。
在這其中，蘇聯教育是被學習最多的。我為學生講解有關凱洛夫主張的“三中心”；也講曾參與過凱洛夫教育學編寫的讚可夫的有關最近發展區的論點，有關巴班斯基課程最優化理論；也講到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與實踐。
學生跟我相同，最感興趣的就是蘇霍姆林斯基。一些學生建議：老師，我們也能像巴甫雷什中學那樣，每天都有一半的時間來搞課外活動，那該有多好？我說：為大家介紹這些的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明白，教育不僅僅是“自古華山一條路”，而應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們剛剛弄了這麼小小的一點課外活動，就已有很多人不理解了，如果原封不動地照搬國外先進經驗，在社會上一味地追求升學率的環境中，就更加難以生存了。同學們能用所知道的先進教育經驗為我們所進行的這點課外活動進行有力地辯護就已經很好了。
一次，吉林省的教師到我校來聽課。我五天的語文課講的全是蘇霍姆林斯基《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中的內容，由學生自由選擇，每堂課講一條。一些老師問道：“這叫語文課嗎？”我說：“學生們喜歡這些內容，而這些內容又與學生的學習、生活緊密相聯，難道不比講《賣柑者言》、《芋老人傳》等一類文章要強百倍嗎？學生聽完之後可以進行複述，既鍛煉了聽力，又鍛煉了說的能力；聽其實是在用耳朵來閱讀。聽過一遍，就可以劃分層次，總結歸納中心，這樣鍛煉了讀的能力；回家之後，學生們把聽的材料整理成文章，又使寫作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聽、說、讀、寫能力都得到了鍛煉，我認為這就是語文課。”
我甚至與同學生們商討，猜猜蘇霍姆林斯基的第一百條建議是什麼？學生們猜了十幾次也沒有猜出來。最後我說：“他告訴上述那些建議全部要對學生保密。同學們說是保密好還是不保密好？”大多數同學覺得不保密好。我說：“保密也有保密的益處，隻不過老師還不曾領悟到。而我一直堅持的教育教學方法，又是主張公開化，主張民主教學，主張師生一起來商量。到真有一天，老師領悟到保密較之公開的利要大於弊時，老師再開始進行保密，同學們說好不好？”同學們全部熱烈讚成我的坦率真誠。
日本學生來我校進行訪問。班上學生急切地問他們籃球隊的同學們如何處理打籃球與學習之間的關係，詢問他們美術書法小組的同學都在什麼時間進行活動，形式是什麼樣？自發與學校組織的時候哪個多。
學生還講到：“我們電視台播放的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血疑》、《阿信》，大家全都很愛看，你們日本電視台是否也播放中國電視？你們愛看嗎？看電視的時間有多少？”日本學生答道：“我們也愛看中國電視，連續劇《西遊記》是最喜歡看的。”
一講到國外的教育，學生們都興致勃勃，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的提出來。
當我從香港地區考察回來，學生們由香港地區的辦學條件一直到課堂教學、課外活動，乃至所用的教科書，問個沒完沒了。我對學生們講了香港的學校對一些問題要求是非常嚴格，比如學生發型，我們到過大、中、小學校二十多所，未看見一個留長頭發的男同學，各校的女同學發型也是統一的，如此以來同學們對我們班自1977年開始男女同學就統一發型的做法就認為不再孤立了。香港學校的學生服裝也全部是統一的，我所到的全部學校，學生穿得都十分整潔、樸素，不曾看到有哪個人穿奇裝異服，更不可能看到像地癩（北方方言，即小地痞流氓之類的人）那樣裝扮的人。在另一方麵，他們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自立、自治、自理能力和動手能力。拿香港最好的中學伊麗莎白中學來舉例，學校中有四個學生社團，四個社團都相繼積極主動地開展學生感興趣的有益活動，社團之間相互展開競爭，以在同學中提高本社團的知名度和威信，以便爭取更多的同學加入到自己的社團中來。在這樣主動積極展開競爭的同時，肯定讓同學們得到了充分的鍛煉，其組織活動的能力得以提高，自然也提高了自我教育的能力。他們還十分注意學生的動手能力，每所中小學均有很多供鍛煉動手能力的理化生實驗室或其他專用教室。不但是職業技術學校注意，普通中學也同樣注意。（伊麗莎白中學的木工房比我們普通的木器廠設備還要多。我們看到在他們職業訓練學校一個車間裏，單是車床就有70多台，再算上銑床、刨床、磨床、鑽床，機床總數超過了300台，高於我們市內隨便一座機修廠或機械廠的機床總數。）學生們聽後，認為平時提倡要自己管理班集體，要勤動手、勤實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不再埋怨由此而耽誤了自己的學習，使考試分數受到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