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我的交友情況的人，恐怕都會有一個疑問：季羨林是頗重感情的人，他對逝去的師友幾乎都寫了紀念文章，為什麼對李長之獨付闕如呢？
這疑問提得正確，正擊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這個疑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隻能說，原因不在長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華同學。事情不能說是小事一端，但也無關世界大局和民族興亡，我就不再說它了。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隻有八九歲，地方是濟南一師附小。我剛從私塾轉入新式小學，終日嬉戲，並不念書，也不關心別人是否念書。因此對長之的成績如何也是始終不知道的，也根本沒有想知道的念頭。小學生在一起玩，是常見的現象，至於三好兩歹成為朋友，則頗為少見。我同長之在一師附小的情況就是這樣，我不記得同他有什麼親密的往來。
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視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響，語文改文言為白話。課本中有一課是舉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駱駝”。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關心我的教科書的。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阿拉伯的駱駝”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後，他大為驚詫，高呼：“駱駝怎麼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於是我立刻就轉了學，從一師附小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報名口試時，老師出了一個“騾”字，我認識了，而與我同去的大我兩歲的彭四哥不認識。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級，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級。區區一個“騾”字為我爭取了一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個軼事吧。
我在新育小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不愛念書，專好打架。後來有人講我性格內向，我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但在當時，我大概很不內向，而是頗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個證明。我是怎樣轉為內向的呢？這問題過去從未考慮過，大概同我所處的家庭環境有關吧。反正我當時是不大念書的。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磚的一個角落裏，大看而特看舊武俠小說，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東周列國誌》、《封神演義》、《說嶽》、《說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幾續，越續越荒唐，我卻樂此不疲。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秋妹和我常開玩笑，問不認識的字是用筷子夾呢，還是用笤帚掃；前者表示不多，後者則表示極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掃的時候居多吧。讀舊小說，叔父稱之為“看閑書”，是為他深惡而痛絕的。我看了幾年閑書卻覺得收獲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都似乎比較通暢，與看閑書不無關聯。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閑書看得不夠。
是不是看閑書有百利而無一弊呢？也不能這樣說，比如我想練“鐵沙掌”之類的笑話，就與看閑書有關。但我認為，那究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用不著大張撻伐的。
看閑書當然會影響上正課。當時已經實行了學年學期末考試張榜的製度。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間，從來沒有拿到過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無追求這種狀元的野心，對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閑書照看不誤。
我一轉學，就同長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畢業後，按常理說，我應該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濟南一中的。但我幼無大誌，自知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隻是湊合著報考了與“爛育英”相提並論的“破正誼”。但我的水平，特別是英語水平，恐怕確實高於一般招考正誼中學的學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討了半年的便宜。以後事實證明，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場空”，一點用處也沒有。至於長之，他入的當然是一中。一中畢業以後，他好像是沒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齊魯大學附中，從那裏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但在北大預科畢業後，卻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華大學。我自己呢，正誼畢業以後，念了半年正誼高中。山大附設高中成立後，我轉到那裏去念書。念了兩年，日寇占領了濟南，停學一年，1929年，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轉到那裏，1930年畢業，考入清華大學。於是，在分別六年之後，我同長之又在清華園會麵了。